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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欢穿西服，身上的T恤衫和休闲裤加起来不过几十块钱。
他原来的座驾是一辆桑塔纳，最后下属实在看不过去，逼令他换了辆奔驰。每次坐飞机出行，他也只坐经济舱，当然机票最好是打折的。
他的发型十几年来没变过，是那种花几块钱就可以理的自然式。十多年来，他一直去同一家理发馆理发。
他把自己比作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不会对明星和名牌感兴趣的“二百五”。
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生活的主色调就是学习。无论和谁交谈，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碰到有用的便往上记。
他没有架子，从来不骂人，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说话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措辞，从不会让人听了感到不舒服。基层员工见了他不会感到有压力。
作为一代巨富，刘永好除了名气之外，普通得实在不能再普通了。
同样不普通的还有他的学习能力和专注精神。
“22年前，你们4兄弟凑了1000块钱开始创业，如果用做投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假如现在你的财富突然间一夜蒸发，你认为你还能东山再起，再度成为中国首富吗？”
面对《人力资本》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刘永好轻轻抿了抿嘴，沉吟片刻，然后挺直身子，直视着我们，一字一句地说：“其实，这20多年的磨练对于我来说，拥有了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能力！假如我这个企业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所有财富都消失了，只要我的自信还在，我的见识还在，我的这种经历和能力还在，我可以重头再来。对于我来说，自信和勤奋是无价的。”
说完，他摊开一个很大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个问题，脸上露出敦厚的笑容。这是刘永好的习惯，无论和谁交谈，身边都不离一个本子一支笔，碰到有用的东西就往上记。
在刘永好身上，有两项特质：第一，他非常非常地爱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方能不断进步，方能跟得上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的变化，有能力和知识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第二，他非常专注，主业一直专注于农业，并在这个领域内做深做广。中国有9亿农民，他帮助农民兄弟挣钱，然后再挣农民的钱。这两项特质最终成就了内地首富。
白手起家成为鹌鹑大王
下乡插队，了解了真实的农村
20岁之前的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
1966年，作为年仅15岁的红卫兵小将，刘永好为了跟着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特地挑了一件家里最好的呢子衣服。衣服是父亲1949年土改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来的，据说还是英国进口的毛料，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后到了刘永好的手中，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样式也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刘永好把它当成了宝贝。
毛主席见到了，刘永好渴望着赶快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
两年后，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老乡们都认为这里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许多年以后，刘永好在和名牌大学的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第一个梦想泡汤了
1980年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兄弟们的心里炸开了花。刘氏四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中国历来就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是却极度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说干就干，这是刘氏兄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于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不是难事。很快，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起了个名字叫“新意音响”。
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氏兄弟们的美梦胎死腹中。
24年后，在向《人力资本》记者谈及这档子事时，刘永好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回农村养鹌鹑去！
音响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创业的强烈愿望却被点燃了。当“万元户”成了刘永好的新理想，那是1982年。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何况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从养殖业开始做起。于是，在左邻右舍鄙夷不屑的议论声当中，刘永好和兄弟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
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每天下班回家，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就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偶尔碰到自己的学生，难免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但钱包毕竟鼓了起来。刘永好兄弟们一商量，干脆去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吧。
别的问题可以毫无顾忌，但是政治觉悟一定要有。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刘永好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没啥子问题嘛！”钟光林很开明，但是书记毕竟是书记，讨价还价意识还挺强，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这个没有问题，刘永好也是这么想的。自家没多少钱，吃了定心丸的兄弟们马上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元，结果当头便是一盆冷水，银行不贷！1000元钱对于银行不算个大数，对于刘氏兄弟们却不是个小数。
四人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家中值钱的物件，凑起1000块钱。许多年后，每当过春节，刘永好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是躲债，而是躲银行。地方工行、农行还有建行的老总都拼命想请刘永好吃饭，但刘永好已经不再需要贷款了。
三哥陈育新（刘永美）率先“停薪留职”，下乡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为了保险起见，刘永好和大哥、二哥决定随后再跟进。“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和培育蔬菜种。没有孵化箱，他们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来做。为了建厂房，刘永好从成都买回一拖拉机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两公里之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非常冷的一天。当我们重新向他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刘永好显得兴奋异常：“你们好厉害啊，我差点都忘了！”
有些事情容易忘记，有些事情却很难忘。1983年底，兄弟们一盘点，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并带出了11个专业户。哥几个兴奋异常。
灾难降临
天有不测风云，转过年来，一场“灭顶之灾”骤然而至。
1984年4月的一天，资阳县的一个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就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笔大买卖！被冲昏了头的刘氏兄弟马上借了一笔数额不少的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给这个专业户之后不久，他们便听说这个专业户跑了。他们去追款，发现交给这个专业户的2万只小鸡，一半在运输途中闷死了，一半在家里被大火烧死了，对方已经是倾家荡产。
“下单的人已经跑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们饶了他。看到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剩下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时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永好的语气中还是透露出一丝悲凉。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们一碰头，商量着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那次会议，真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最终，他们决定留下来，不逃、不躲，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既然农民不要，就把种蛋和小鸡卖给城里人。于是，兄弟四人连夜动手编起了竹筐……
刘永好带着鸡仔去农贸市场卖，一竹筐鸡仔加一个瘦弱的人，撑死了也占不了多大地方。但农贸市场上的商贩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寸土不让。刘永好初来乍到，想在他们的身边安营扎寨，门都没有！磨蹭了一天，他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但是，鸡仔是不能带回去了，晚上向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一个板凳，坐了一宿。
人就是这样，没有逼到分上，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