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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除了这《生死时速》还演过其它什么电影，忽一会又大惊小呼说好莱坞怎么可以把核武器也一起搬到银幕这一堆堆问题。出于应付，我把学校选修课上学到的有关艺术欣赏知识转灌给了这位老兄。没想到电影结束散场时，这老弟连连说谢谢我使他今晚看了一场高水平的电影艺术欣赏。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钱票塞到我手里，说是小姐算你今晚的‘陪看费’吧。我当时都没反映过来，当明白怎么回事时，就再也见不到那男孩子了。我拿着这50元‘陪看’费，整一夜没睡着，心想这世界真怪噢，陪人家看电影还能赚钱哟！我好兴奋，因为最主要的是我第二天可以像同学们一样地为好友送20元钱的生日礼物了！在大学两年多来，我觉得那一次是我这个家贫的女孩能与其他同学平等坐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最高兴的一天。从那次起，我一有空，便开始正式做起了到电影院、录相厅‘陪看’的特殊打工……”
“真有那么多人像你第一次碰上的那男孩一样手中有多余的票？”我有些难以置信并且话中有话。
“不。”她肯定听出了我的潜台词，便答道，“大部分愿意出钱给你买票让你陪他看电影、录相，并在最后付给你钱的人，都是些单独到影院的男人，或者是成群结队的男人。他们请你陪他或陪他们看电影、看录相，多为是一种满足感。”
“满足什么？”
“有多种多样……”
“比如？”
“比如是现在到电影院的大多是结伴的情人、恋人和一家人，他身边有你一个女人就不感到与众不同了。”
“再比如？”
“再比如有人文化不是很高，对一些外国片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理解缺乏水准，而我们大学生对这些问题和知识，就像给几年级的小孩搞家教一样轻轻松松。”
“还有没有其它比如？”
女大学生笑了。“我知道你所指。当然有了，比如有的单身男人想借机泡一回女孩，或沾点小便宜什么的。”
“你没有碰到过？”
“碰到多了。”她十分坦率道，“可以说十有八九是这类人。”
“他们会对你们做些什么呢？如果不介意的话能说说吗？”
“没什么，因为凡是想了解我们干过‘陪看’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她此时的目光只盯着已经冷了的咖啡杯。“一般来说，这些人总怀有一种邪念。他们常常会借电影院或录相厅内特殊的场所对你动手动脚，有的人很紧张，有的人则有一种居高临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管是那些紧张的还是狂妄大胆的，看着看着，都会把手向你伸过来……”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不算复杂，将其手推开。”
“如果推不开呢？”
“也并不难。你可以起身。”
“可这样不就没工钱了吗？”
“是没有。但我们是大学生，不是‘三陪女’。”
“从广义看，同为是‘陪’，很难让人区分你这个陪与现在一些饭店、歌厅里的那种陪客有什么不同——请千万别把我的话视为对你的不尊重。”我忙解释。
“不会。但我还是要明确告诉你：我们的‘陪’虽然与一些歌厅、饭店里的那种‘陪’同为一个字，但其内容和本质不同。我们只陪‘看’而不陪其它……”
“难道绝对没有或可能出现另一种内容和意义上的‘陪’？你也说过凡与你们一起进电影院、录相厅的男士十有八九是想沾点女人便宜的人嘛！”
“并不排除。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参与‘陪看’的女大学生不是一个两个，我也见过个别女同学从开始的‘陪看’，到最后‘陪吃’、‘陪睡’……甚至把青春和学业全赔进去的。但那绝对是极少数。因为我们大多是穷苦家庭出来的大学生，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己大学学业的重要。我们可以去吃苦，可以忍受暂时的一点委屈甚至是耻辱低下的事，但我们清楚绝不能毁掉前程。所以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包括有时难以脱身的情况下竭力保全自己。当然这过程常有落泪和辛酸的事，或者有时还有无可奈何的事发生，但这难道全应该怪罪于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孩？”
那晚，我遇到了两个“意外”，一个是在我采访贫困大学生过程中意外地遇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打工族”，另一个意外是这位女学生与我不欢而散。她说到后来情绪越显激动，到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所以不等我结账，就起身离我而去。第二天早晨她给我住的招待所打来一个电话，表示歉意。她说每当有人向她提起“陪看”的经历与过程时，她常常“有点想哭”。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点想哭”，她在电话里给我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她说有一次因为拒绝“雇主”提出的“陪看”之外的其它非份要求，结果那个无赖扬言要到学校给她“坏菜”，最后是她整整倒赔了500元才了结此事。她说这500元钱是她父亲下岗3年后重新找到工作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结果给她全都白白折腾掉了。“为这，我整停了一个学期的‘陪看’。但后来还是无法解决学费等其它上学所要花的钱，不得不继续重操旧业。”她说。第二个细节是，她说她的“陪客”中有一批固定的朋友，这些人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因家境贫穷连小学、初中都没念，而今远离故乡和家人，只身在外打工卖苦力。她说她的这些朋友平时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没命地干活，唯一的精神快乐是一两个月由她陪伴他们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甘心情愿地义务为他们讲解电影中那些他们不懂或不太懂的东西，而他们也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或麻烦时挺身而出保护我。有一次几个小流氓欺负我，我的这些朋友前来相救，结果警察看他们是外地人，竟以‘盲流人员’把他们遣送到老家，砸了我好几个朋友们的饭碗。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想哭……”电话的那头，我清楚地听出其抽泣的哽咽声。
我久久没有放下电话筒，心里在说：姑娘，想哭你就哭个痛快吧。
在我接触诸多的贫困大学生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女学生们要比男学生更封闭自己的经历，由于性别与性格关系，她们一般很少向一个外人谈论自己的隐秘一面，她们的自尊心也比男生更强烈，即使你跟她们非常非常贴心，甚至是她们的亲人好友，也未必都能清楚了解其全部的真实情况。记得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在多彩的生活里，女人总比男人有更多的幸福与美丽。”那么我要说，在同为贫困的条件下，女人则比男人有更多的苦水与悲怆。
一个烈日炎炎的周六中午时分，我到离家很近的西四书店，因为又一辆不知从哪儿窜出的警车“哇哇”直叫，而偏偏这一日的西四十字路口交通格外拥挤，警车便在长长的车流后面使劲地按着警笛，那刺耳异常的声音反而令普通的行路人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那警车也不是吃素的，大道走不了就向自行车人行道上挤，就在这个时候，自行车潮和人流潮出现了本不该的骚乱，本来就拥挤的街道人流、车流开始向台阶倾斜。就在这时，一件与我本文有关的事发生了：几辆自行车压向一位正在行路的老太太，而这位老太太则又倒向一块写有“家教”的牌子……“哎哟哟，我的胳膊哟——！”老太太拼命地连叫带喊地嚷着，等她被一位女孩扶起时，那挤道的警车和自行车流早已过了十字路口。老太太突然醒悟似的指着那块木板做的“家教”牌：“这、这牌子是谁的，把我的胳膊硌坏了！我的胳膊直不起来了，哎哟哟……”在见有人过来给她搭把手时，老太太更加气急了：“你们帮我看看这牌子是谁的，硌伤我啦哟！”谁的牌子？没人答应。“是、是我的。”那个扶着老太太的女孩慢慢吞吞地说。“啥？是你呀！难怪你这么讨好扶着我啊？走，你得陪我上医院！”老太太不由分说，拉扯着那女孩就要走。女孩却怎么也不肯走：“大妈，不是我撞你的呀，是你往我这边跌的……”“啥，我还没老花眼呢，我干吗要跌到你的牌牌上呀？你是干啥的？
你拿块牌牌搁在大街上干啥？没有你这块牌牌我的胳膊就不会有事，你想溜咋的？没门，今天不给我上医院你就别想走！“老太太越说嗓门越大，引来马路上一堆围观的人。那些初来乍到没看见前面一幕的围观者都向着那老太太说话，女孩子一下成了惊弓之鸟，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一旁的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便上前对老人说：”刚才我都看到了，要不是那警车和马路牙子边那么多自行车，您老人家也不会倒在这块木牌牌上，这事不能怪这位学生。“老太太一愣，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过神，不无怒气地冲着我：”你怎么知道她是学生？“我一笑：”这不写了家教嘛！“老太太还是不甘罢休：”要是大学生就更应该讲道德，噢，你们都走了，我的胳膊伤了咋整？“”那我陪你去医院行吗？北医就在我家后面……“听我这么一说，老太太嘀咕了一句什么话后反问我道：”你就住在这边？“我点点头。
“那你得给这个学生作保，要是我明儿个上医院查出个啥，你得负责给我治。”“行，我保证。”我给这位老人写了个我家的地址和电话，老太太接过纸条又看了看我，对那女学生说：“算你碰上了好人。”老人走后，我转过身正要进书店，那女孩冲着我哭了起来：“叔叔，谢谢你了。”“别别，这事本来就不是你的错。”我看到了她胸前的校微：“你是北师大的？”“是。”我心头暗喜：正好本来我就想到北师大采访，这不是好机会么？“你们北师大搞家教的学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