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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对其他的学生采访完毕后，我约他单独在清华园的一块绿地上倾谈。那已经是晚霞落地的时间，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太愿意提及李赛明妈妈的事，他说李妈妈的不幸去世本来就使他非常非常的悲痛，电视上把事情一播后，隔三差五地有记者什么的找他谈这件事，各地来信的也特别多。赵广涛说，正是因为他与李赛明妈妈的特殊“母子”关系，本来李妈妈去世后他一直把这巨大的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每天尽量地用满满的学习来填补这一心灵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他决心通过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毕业后抽个时间到湖南的李妈妈坟前磕几个头……
“现在不行，我越是不想提的事越老有人来左问右问的，我实在受不了，每提一次李妈妈的事，我就会好几天缓不过劲。你们这些当作家记者的就知道找素材，可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挖我的心？”赵广涛瞪着一双略带怒色的目光看着我。
“真对不起了，广涛。”他让我有种负罪感。顷刻，我把手搁在他垂下的双肩上，然后说：“好，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
“不不。”赵广涛同学又突然抬起头，抱歉地说：“对不起，刚才我不是对着你的。你是学校学工部老师安排的，我当然得跟你好好说一说的，不过我是想通过你对新闻界还有社会上的人说一说——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报导我，还有很多人寄钱给我。可我愿望的是自己能够安下心，努力学习，用优异成绩来报答李妈妈，同时也报答所有关心我的人。我只是不想别人再打扰我，顺便也想通过你的笔，对所有关心我的人说清一件事：当初我接受李妈妈一家的资助，是因为我那时太困难。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自己已经能自立了，所以不想再接受别人资助，而且我已经做到了。可是有个记者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还在接受李妈妈家的资助，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已经不是那样了，真要那样我就太没出息，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李妈妈了……你理解我的心思吗？能答应帮我做这件事吗？”
我十分郑重的点点头。
“好，那我就从头跟你说……”赵广涛的脸侧仰着，正好一缕金色的晚霞打在他的眼上，于是他双目微眯，那神情一下陷入了无边的思恋之中……
1994年9月1日，赵广涛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带着家乡龙城镇的数万名父老乡亲的厚望，踏上了进京的路。从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书那天起，赵广涛一直成了当地的“名人”，因为在他之前全镇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生。虽然郾城是个穷地方，但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们却都知道中国有个清华大学。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能考进清华的那就是正正经经的“状元”。那阵子乡里的干部、乡里的百姓都感到光彩，要是出家门往外乡走一趟，谁都要提及“俺乡有个娃考上了清华”这句话。但是乡干部万没想到的是，赵广涛家却因儿子考上了这么个大学而整天满脸忧愁，一问，说是为了几千块一年的学杂费。上了大学不就可以吃国家了嘛？乡亲们还是老观念，他们不知道从这一年开始大学实行双轨制，所有上学的人都得交学杂费，除此个人还要承担生活费。“凑！俺们全乡人就是每人捐出一毛钱也要让我们的‘状元娃’上清华！”乡长把袖子一捋，对着广播向全乡百姓发出号召。就是在赵广涛上路的这一天，乡长代表全乡数万名乡亲把一笔钱交给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状元’。赵广涛呢，他正是用这笔钱进了首都北京的清华园。
但是，令赵广涛这位乡下孩子不可思议的是，要踏进现今的大学门，除了要交一笔高额学杂费外，还得至少每月200来元的生活费。哪儿来那么多钱？他太清楚自己的家是个什么样，别说每月200元，就是一年到头也难见200元的现钱呀！一个早已年迈的奶奶，久病不治的父亲，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赵广涛知道要从这么个家里每月抠出200来元现钱，就等于扒家人的皮。清华园里的“状元”陷入了窘境。这时，一位记者把面临几近失学的赵广涛的困难情况录入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得帮帮这个有出息的苦孩子呀！”在中央电视台这一节目播出的那一短暂的时间里，有一位远在湖南娄底市的中年女老师心头刹那间被紧紧攫住了。那一夜，这位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女老师辗转难眠，伟大祖国的最高学府里的一位孤苦无助的学子的影子一直在她眼前晃动着……不行，我得帮一把这孩子，考上清华大学多不容易，不能让他因为家境的困难而影响学业！
第二天，这位女老师悄悄来到邮局，给远在北京的赵广涛同学汇去100元钱，特意在附寄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个真诚的心愿：“你就当自己是我的一个孩子吧！”
邮局工作人员清清楚楚地看到汇款人一栏上写着三个秀美流畅的字：李赛明。
没几日，李赛明一天中午回家吃饭，看到有封自己的信。她拿起一看，就兴冲冲地对老伴欧游说：“你看看，北京给我回信啦！”
“北京？你啥时候有了北京的亲朋好友？”
李赛明老师见老伴一脸狐疑，便开怀地公开了一个心中的“秘密”。老伴欧游一听，就把儿女叫到一起，很是郑重地说：“你们妈做了一件好事，也是善事。我们都要支持她的行动，把赵广涛同学当作你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
“嘿，这回咱家可就出了个清华大学生啦！”孩子们也十分高兴地议论开了。
从此，李赛明每月领完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邮局汇款，而且从不拖时，从不间断，就连寒暑的假期依旧将一张一张汇单寄向清华园……
清华园内的赵广涛同学开始接到这一张又一张的汇款单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愧疚感。要强的他终于忍不住给这位“李妈妈”写信，并婉言表述了自己再不好意思收取资助的心境。他哪想到，这封信不仅没“冷却”对方，反而收到了“李妈妈”更情深意切的来信——赵广涛承认在这之前他对“李妈妈”的称呼也纯粹是出于礼貌，而绝非等同后来他所称之的“李妈妈”之真切。
“李妈妈”的信上这样对他说，广涛，我的好儿，你这么想了让妈我心里都不好受。我不能看着你在大学里为了一顿饭钱、为了买个本子而总是那样愁眉苦脸。如果真是那样，我每天生活在又有冰箱彩电、又有音响空调的家里会极不舒服的。好儿啊，你知道吗，当妈妈的假如不能为自己的儿女做些什么，心头都会有种负罪感，那更不用说她自个儿偷着一人在享受安乐富裕的生活了。明白吗？只要儿在外面受苦，当妈的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会有丝毫的幸福可言。
赵广涛哭了，他从这位平生根本不相识的“李妈妈”信中，看到了自己亲生妈妈的那种发自母性最原始、最崇高的珍爱与呵护。“李妈妈，看了您的信，我一下有千言万语想对您说，可我不知何从何说起，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一句话：让我像对亲娘一般地叫你一声妈妈——”打这以后，赵广涛的内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归宿感，他说那时开始他叫“李妈妈”完全与叫自己的母亲一般，面对的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亲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超过了亲生母亲，因为这个李妈妈有时几乎一个星期就要给他写一封信，这种心灵间的异常频繁的交流与融汇，时间一长就慢慢变成了一种亲情，一种两相牵挂的、不可消失的永恒的亲情。赵广涛直到李妈妈去世后才从由长沙专程到北京来采访他的记者那里知道，李妈妈一家根本不像她在信中向他所描述的那样富有，当时李赛明老师就是为了打消赵广涛接受资助的内疚感而有意这么说的。当老师的李妈妈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她在赵广涛面前也做得纹丝无缝。其实李赛明的家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家，也可以说是个生活水平低下的家庭。她和老伴二人各拿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3个儿子中大的未成家，小的正在发育年龄，中间的儿子与赵广涛同龄，也是属于能吃和长身体的时候。李赛明本人又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一家5口挤在30来平米的房子里，唯一的两件最现代化的家什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两个低收入的父母要带三个又在读书又在长身体的大孩子，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赛明不仅从来没有向赵广涛透露过一丝一毫，相反每一次向北京汇款时总刻意表现出一位有钱的母亲向一位有难的儿子施恩时的那种豁达与大度。如此长久的“美丽谎言”，使一南一北的“一家人”共同进入了一个无比幸福的童话世界。
亲情不仅仅来自血缘，它还属于那些相互关爱的人。时间一长，已有3个孩子的李赛明总是特别惦记北京的赵广涛。有一次，李赛明的小儿子对妈半开玩笑地说：“妈，我们感觉在你心中广涛哥好像比我们更亲似的……”母亲笑了，说：“傻孩子，你们天天在我身边，还用得着我那么牵挂嘛？广涛就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孤身在外，自然得多为他想点儿。”在清华园上学的赵广涛呢，也慢慢心头老有一种对远在湖南的李妈妈及一家人的牵挂。有时倘若晚收到一两天的信，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回去赶紧重新发一封信问问为什么，是不是“妈妈”身体又不太好啦，总之是那种无法割舍的惦念。平时，赵广涛也不时把学校和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李赛明。李赛明呢，则用她母亲的那般特有的细微关怀着远方的“儿子”。只要她稍稍从赵广涛的信中感觉到他正需要什么时，就赶紧倾其所能地去办。冬天到了，她忙着向北京寄去棉大衣；夏天来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