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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新华社一记者在湖北恩施地区采访，他走访的一个村子上，本来上学的110名学生，可新学年开学时到学校报到的仅为30多人，老师们分头动员了好几天，大部分学生还是因为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停学。这个村有史以来还没有人上过大学，高中生也寥寥无几。
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当年的张宗友情况基本差不多，但是能像张宗友走出山村上了大学的，更是百里挑一，千里仅一，甚至万里独一。据中国青基会介绍，挽救这样的一位失学孩子1993年时为30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因素，1995年为40元，1996年为60元，现在约为80元。
因为缺少几十元钱，中国的上千万孩子上不了学。
那么，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贫困孩子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又面临的是什么呢？
他们面临的不再是60元、80元，也不是100元、200元，而是2000元、4000元甚至更多的每年的高额费用！
根据目前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实行并轨制以后的高校，平均每个学生一年需要个人承担的学费、加学杂费和生活费将在4000元至6000元左右。到2000年，每个大学生每年个人承担的各种费用将为10000元左右。
这就是中国高校中约占五分之一的总数为100万的贫困大学生们所面临的现实。张宗友成为庆幸地走过这个大山的一位，但他身后剩下的99个贫困生们又能不能走过呢？
他们是溃退还是前进，这便是中国大学所面临的世纪末大挑战。
本来就已经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几乎是不可能担当起这么一大笔钱。那么无援的他们靠什么来上完大学？即使他们留在了大学，但心头又时刻承受的是什么呢？
1997年3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黑龙江某大学发生了：大学4年级学生曲铭悄然从学校图书馆5楼坠下，等到人们发现时，他的头已经深插在早春潮湿的泥土里，同学们永远无法将他唤醒……
曲铭是个贫困生，但他学习优秀，是“三好学生”，几度得过奖学金。可他却在仅有3个多月后便能完成学业时，却选择了与这个世界永别之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后来老师和同学们从他写得十分简单的遗书中找到了答案：“这些年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今生今世无以回报，只有等来世……”
在遗书中，曲铭特意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在上学期向班上一位同学借了400元生活费没如期还上，致使那位也是贫困生的同学没能如期交上学费；第二件事是有关一张向他捐助过的人名名单。
师生们反映，曲铭平时很开朗，不属于那种心理有明显忧郁症的一类。至于他的贫困早已众所周知，大家还一直在帮助他。刚入学一个月，学校根据他的情况便将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单之中。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扫卫生、整理资料、治安巡逻等勤工俭学机会，并是全系4名有固定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师说，就在他自杀之前，学校先后给他安排工作有17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补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学们说，曲铭仍对每年3100元的学费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后这种忧心不仅没减少，常常反而加重了。1995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学费时，同学们主动发起募捐活动。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进行的。等到大家把29355元的钱交到他手上时，曲铭好一阵激动，可他一再表示谢绝。直到同学们同意按记名的方式捐款并把名单留在他手上时，曲铭才接受。
这样一位同学突然自杀，校园内的冲击波可想而知。其实曲铭之死原因并不复杂，他在告别人间的前几日曾对一位同学表述过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因为自己上大学，妹妹不得不辍学，连结婚都没结成；在学校，他又成了老让同学们捐款的包袱……
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
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
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5000元或10000元拯救一个贫困大学生。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我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
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记者采访、电视摄像，你在接受捐助时还要感激地说些话。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在给人家展览，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倒也落个心里清静。
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
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99个……
第13章：漂泊的高级盲流与依旧的贫瘠秃丘
1997年7月初的一日，北京白石桥路边的某高校的毕业典礼刚刚开完，毕业生赵小刚激动地双手捧着盼望4年之久的红皮烫金大学毕业证书，他面对西北方向，泪流满面地断断续续说着：“……爸，你儿子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了！你那年在小煤窑用生命给我换来的两千元学费没有白花呀，爸——！”赵小刚“扑嗵”一声双膝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等他从悲喜交加中清醒过来时，发现同宿舍的人都不知到哪儿去了，连床上铺盖也不知何时不翼而飞。赵小刚本来也准备下午离开学校，只是觉得同学一场，该相互打个招呼，于是便留了下来。入夜，往日热闹异常的宿舍里顿时变得静悄悄，这更勾起了赵小刚的浮想联翩——是啊，4年的日子，对赵小刚来说太漫长、太不堪回首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4年前，自己捧着大学入学通知书又不敢给父亲看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天气非常睛朗的日子，可赵小刚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站在父亲面前半天不敢说话。“啥事？快说嘛，我还要去矿上干活呢，要不全家就快掀不开锅了。”父亲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儿子。赵小刚不得不把揣在怀里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拿出来：“我考上大学了。”
儿子早知道父亲听这事后不会兴高彩烈，但他还是没有想象出父亲竟会朝他发怒：“你、你咋考上了么？”赵小刚眼泪夺眶而出：“爸，你就让我上大学去吧。家里的债等我上大学后也像城里人那样赚了钱，我保证全部还掉它！”
“真的？”父亲一脸严肃。“真的。等大学毕业后我再挣不了大钱我就不是人！我也再不回这个山寨！”儿子跪下双膝，面朝父亲，对天发誓道。父亲受感动了：“成，你就去念吧，把大学里的书好好念，我兴许也能看见咱赵家的祖坟上也能长大树了！去吧！”
父亲转身从里屋那个谁也不能动的箱子底取出2000元钱，交给儿子：“这是我刚刚从矿主那儿借来的，本来就准备给你念大学用的。我没跟你说，是不相信你会考上，说实话心里确实也不想让你再去念书了。你莫怨爸，谁叫咱们这家小的小，病的病……”那一夜，从小不爱跟父亲说话、打心里嫌父亲目光短浅的赵小刚，一下对父亲有了重新认识。他终于明白，父亲平时常打他骂他，但心里同样是深爱着他的，就像别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赵小刚就是拿着父亲从矿主那儿借来的2000元，走进了大学门，并且艰难地跑完了对他来说是太漫长的4年血路。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因为自己是“贫困生”而屡遭的冷眼与歧视，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第一年回家过寒假时父亲为了还矿主的那2000元债的事。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儿子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到矿上干活？父亲告诉他，矿主要让他还钱，因为还不出就只好给人家加班出苦力呗。父亲临走时，朝儿子重重地看了一眼，说：“以后就看你的了，爸这一辈子只能给人做牛做马，可也没养活好一家人。唉——！”长叹一声后，父亲驼着变形的腰背，消失在晨雾之中。那一天，赵小刚有一种预感似的，他觉得父亲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家。几小时后，矿上的人前来报信：小煤矿崩塌，包括赵小刚父亲在内的5个人埋在百米深的井里……
日后，矿主还曾为2000元的借款找过赵小刚的家人和他本人。这种黑了心的要求理当被拒绝，但此事却一直像一团阴影跟踪了赵小刚的4年大学岁月。在赵小刚的潜意识里，父亲的生命就是他上大学的2000元学费，如今他捧着这鲜红的毕业证书犹如捧着父亲的那颗埋在九泉底下的滴血的心。此时此刻的赵小刚思绪万千，他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回贺兰山，在埋下父亲的那片凹陷的墟土前磕上100个头，以奠亲情。
“小刚，你怎么还没走？”突然，一位同学闯入宿舍。
赵小刚从遥远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他有些发愣地问同学：“我们宿舍的几位都跑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