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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
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物质财产资本，不啻尽求纳入社会中，实即亦是一种公化。四十五十层以上之摩天大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德以润身。是只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关财富，则必彼此相竞。不关财富，则各自恣肆，无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无奈之何。今日自由资本社会，显已群趋此境。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
今再返观中国社会全部演变史而综合言之。儒、墨兴起，古代封建社会一变而成此下之四民社会，若为中国社会演变史中之第一大变，实则其变并不大。儒家如孔子，其心中固尚奉古代封建贵族为圭某，尧、舜、禹、汤、文、武为圣君，伊尹、周公为贤相，述而不作，未尝有近代吾国人所提揭推翻打倒任何革命之意味。即墨家墨子，亦抱同样态度。称道诗书，尊崇古人。惟孔子佩服周公，墨子则师法大禹，要之则同重人物。古人今人，同是一人。贵族平民，亦同是一人。为人必遵人道，守人格。在社会为一人，始能在政府为君相，为官僚。苟其君不行君道，则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政。太甲悔过，伊尹自桐宫迎回。成王既长，己知为君之道，周公亦归政。尧、舜有禅让，汤、武有革命，政府一切制度行为，惟以人道为依归。
孔、墨所倡，仍属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领导社会。道而在下，则社会当起而领导政府。儒、墨之意在此。惟孔子论道主“仁”，墨子论道主“兼爱”尚义，所不同者属第二义，在方法上。其更高第一义，在原则上，则无不同。故孔、墨同若反贵族，而实非反贵族，所反在其人之无道。此下百家迭起，无不皆然。惟韩非主以上御下，以君制民，其道最狭，乃为后代中国人所弗信。故孔墨虽同对在上者有讥议，而同受当时在上者之尊崇。所谓游士社会，朝秦暮楚，所至有给养，受重视，绝非贵族平民间之阶级斗争，如近人所谓之推翻与打倒。而古代贵族、平民间显分阶级之封建社会，乃亦终于告终，消散于无形。
故封建社会与四民社会之间虽有变，而仍有一不变之大传统，此乃吾中国文化精神一贯相承之所在。今当统称之曰“人道社会”，亦即“人心社会”，或称“人本社会”，即是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领导社会向前者，在先曰“圣君贤相”，在后则曰“士”。作之君，作之师。君在上，师在下。政府社会，自“道”论之，皆属一体。自秦以下，中国一统，为君为太子，亦必有师，亦必同为一士。而孔子遂为至圣先师，其在社会之地位，尤高出历代各朝君主之上。必明此，乃可觇中国社会之特征。
希腊有民族，有文化，有社会，但无国家，因亦无政府。各城市有民选议会，处分其各城市之公共事务，如斯而已。罗马有国家，有政府，乃操纵于军人集团。向外扩张，而成为一帝国。帝国统治下，可有各色不同之社会。如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兰西乃及其他地区，在同一政府统治下，但并非同一社会。帝国崩溃，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乃分由贵族武装堡垒及教会所统治，其情形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不同。中国封建，在社会之上有政府。西方封建，社会之上无政府。社会无一共遵共由之道，政府亦无一共守共由之道。道在教会，权在政府，与中国大不同。
及现代国家兴起，规模虽小，实承罗马传统来。而文艺复兴后之城市兴起，则承希腊传统来。故沿意大利半岛之地中海及北欧波罗的海诸城市，其成为国家转在后。西、葡海外寻金，风声所播，荷、比、英、法继起。罗马、希腊两传统，渐汇为一，于是遂有民主政府议会政治之建立。在内为民主，属希腊型。在外为帝国，属罗马型。于是西方现代国家，乃始建基于社会之上，似若走上了中国道路。但其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国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
中国社会非无工商业，非无城市，其事远在战国时已然。惟与希腊不同。希腊有城市工商业，有社会文化，而不能有国家。中国先秦则两者兼有。逮汉、唐一统，其国家与政府，又与罗马不同。罗马由军人政府扩展向外而成为帝国。汉、唐政府乃由全国社会之向心凝结而成，虽曰大一统，而非向外征服，故不得目之曰帝国。汉起丰沛，唐起太原，立国中心，则并不在此。
故中国四千年来之社会，实一贯相承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为社会之领导中心者，自孔子以下，其职任全在士。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西方社会则建本于工商业，如希腊。其国家则建本于军人武力，如罗马。故西方传统重视富强，恶衣恶食乃其所耻。近代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渊源胥由此。中国传统，向不重富强。今则一慕富强，而近百年来之中国社会，乃由此而变质。士之一阶层，已在社会中急剧消失。社会失所领导，领导者乃在国外，不在国内。姑无论西方社会亦己临必变之际，而邯郸学步，一变故常，外袭他人，事亦不易。即谓有成，亦不啻亡天下以求存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或终有理想之新士出，以领导吾国人，从四千年旧传统中，获得一适应当前之新出路，则诚所馨香以祷矣。
（一九七七年作，一九八七年五月《动象月刊》载）
略论中国社会主义
大陆邓小平自称，求改马列共产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此言甚有思路。但社会一名词，乃近代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自古无之。《大学》八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傥以较大言之，则可谓天下即指社会。但其地位极广大犹在国之上。较小言之，则家亦即是社会，其地位乃在国之下。此所谓家，非仅指五口八口之家言。《史记》载诸侯列国事，皆称世家。宋初有《百家姓》，郑樵《通志》二十略首为《氏族略》，中国之家乃指氏族言。中国一氏族，约略可相当于西方一社会。
中国言社会，每重其风气道义。不如西方言社会，仅言财富经济。中国重人伦，夫妇为五伦之首。妇家称外家，婿于外家称半子。如古代姬、姜联姻，则姬、姜两氏族不啻如一家。如是推扩言之，则百家亦实如一家。又与异邦，亦以联姻和亲，如汉代之下嫁宫女于匈奴单于，即其例。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乃此义。主要在相和相亲，其内心之德，即孔子之所谓“仁”。
仁心外见则为礼。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与人相交之礼，乃一本之于仁。中国文化自古即主以仁道平天下，亦即所谓天下治。近代梁任公则称之曰“礼治”。西方则尚法治。就文字学言，治之本义，乃指水流之平。礼有宾主，亦相互平等。西方人言法，则判法者与受法者决不相平等。此亦中西文化之相异。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礼即人群大生命之体，人类大生命即以群为体，财货则仅为维持生命之一项工具，亦贵通不贵别。亦可谓中国自古代即已为一通财或共产之社会。
如言农业，二十而冠，即谓成人，受田百亩，为其生资。六十归田。此为中国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属公，不属私，实可谓即中国之共产制度。百工亦世袭其职，受俸于公家以为生。如尧为陶唐氏，其家即以烧窑为业，世传其业，成为一氏族。一切中国之氏族，大概多由此生。商业通有无，最后起，亦由公家发俸，世袭其业，非由私营。迄于春秋时尚然，《左传》有详证。
故中国春秋以前之封建时期，实不啻一共产社会，例证不胜举。战国以下，中国社会始大变，主要有士阶层之兴起。《管子》书中始分士、农、工、商为四民，《管子》书出战国时。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士不治生业，乃劳其心而食于人者，此即中国古代之无产阶级，始自儒、墨，此下九流百家无不然。
今全一世界一百五六十国以上，惟中国社会独有士，乃均不治生产事业而食于人以为生。此即中国社会共产一明证，战国百家开其端。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默百家，于是独儒家遂为政府法定不治生产事业而获优待之自由民。《史记》乃有《儒林传》。郡国察举制度，亦惟限于儒林。下至东汉，儒林地位益增，先之有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