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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能巨眼先瞩，了解中国传统政治，而求能把它逐步衔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只有孙中山先生一人。他的三民主义，实能采纳世界政治新潮流之各趋势，而使其会归一致。民族主义里，有德意纳粹与法西斯精神之优点，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共产政权向往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又把英美政党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政治上之权能分职，最能撷取中国传统政治如我所谓信托政权的内在精神，而发挥出它的真意义。在西方所倡三权分立的理论下，再加添中国传统考试监察两权，使在政府内部自身，有一套能为社会自动负责之法制，而一面又减轻了近代西方政治之对立性与外倾性，把来符合中国自己的国情。在他理想中，哪一个权能分职的五权政府，实不与社会相对立，而与社会为一体，依然是一种信托政权，而酌取了西方契约政权之长处来补偏救弊。而在新政初期，又设有一段训政时期，为到达其理想新政权之过渡。大体上，在他总是有意参酌中外古今而自创一新格，惜乎他的意见与理想，不易为国人所接受。人人只把一套自己所懂得于外国的来衡量，来批评，则孙先生的主张，既不合英美，又不合苏联，亦不合德意，将见为一无是处。无怪他要特别申说知难之叹了。
推敲孙先生政治意见的最大用心处，实与中国传统政治精义无大差违。他只把社会最下层的民众，来正式替换了以往最上层的皇室。从前是希望政府时时尊重民意，现在则民意已有自己确切表达之机构与机会。而一面仍承认政府与民众之一体，而偏重到政权与民权之划分。只求如何能使贤者在职，能者在位，而已在职位者，则求其能畅遂表达他的贤与能，而不受不必需要的牵制。又在政府自身，则仍注重其内在职权之分配与平衡，而不失其稳定性。这一种稳定性，实与一较广大的国家，而又有较长久的历史传统性者，为较更适合。能稳定并不比能动进一定坏，此当斟酌国情，自求所适。此一理想，自然并不即是完满无缺，尽可容国人之继续研求与修改。但他的大体意见，则不失为已给中国将来新政治出路一较浑括的指示。比较完全抹杀中国自己传统，只知在外国现成政制中择一而从的态度，总已是高出万倍。
我们也可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还是较偏于内倾型的，以其注意到国情。而目下其他意见，无论是主张英美民权自由，与主张苏俄共产极权，都是外倾型的，以其目光只在向外看，而没有肯回头一看我们自己的。我们当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并不是确经试验而失败了。他的那番理想与意见，实从未在中国试验过，而且也未经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细心考虑与研索过。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若说孙中山失败了，他是失败在一面是个政治思想家，而同时又是实际革命的领导者，终不免因为领导实际革命之需要，而损害及其思想与理论之纯洁与超越性。又失败在他的党徒只知追随孙中山革命与组党，没有能进一步来了解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其他仅知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政治理论与政治形式来组党与革命的，他们的精神实力，自然更未曾用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理想上，而只用在如何组党与如何革命上。于是西方政治的主权论，一到中国，却变成了权力论。革命与组党，只注重在如何凭借权力而活动。若论政治本质，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张空白，待向外国去套板印刷。始终是用外国的理论，来打破自己的现实。现实重重破坏，而外国理论则始终安放不妥贴。
将来中国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断言，决不仅就在活动上，决不仅是在革命与组党上，也决不仅是在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方式上，而必须触及政治的本质，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为自己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纵使这些意见与理想，并不必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也仍还有留待国人继续研求与实行试验之价值。这是我穷究了中国二千年传统政治所得的结论。
（一九五○年作，载《民主评论》二卷十一、十二两期）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
关于中国与西方，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而历史进程亦不同。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体制，双方莫不有其重大之相异点。主要者，如宗教一项。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即为彼方上下所共同信仰，形成为西方社会一指导中心。直至最近一世纪，基督教信仰，虽渐趋微，但仍有其一份潜势力存在。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并未产生出像其他民族一般的宗教，此是一大可注意之事。
远在三千年以前，西周王朝兴起，刷新加强封建制度。在那时，中国已形成一统一局面，但只可称为封建的统一，与秦汉以下之郡县统一有所不同。其时有周公制礼作乐，用为西周王朝指导统治封建诸侯之最高规范。下到春秋时代，先则王室衰微，继之则齐、晋霸业亦复不振，礼崩乐坏，西周封建制度，遂汲汲不可终日。但在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国贤君卿大夫，接迹而兴，那时的贵族阶级，尚受西周初年周公所定的礼乐熏陶，表现出一种极深的文化修养。换言之，乃是有一种教育力量在指导政治，只一读《春秋左氏传》，即可详知。
在当时，社会上已逐渐有一种士阶层兴起。此一士阶层，在上不成为贵族，在下有异于平民，乃由贵族中之疏亲远裔，以及平民间之俊秀子弟，学习了当时贵族阶层所奉行的种种礼乐，而进身到当时的封建政体下服务。所以士之兴起，在当时，乃是社会一种新行业与新流品。
孔子亦由士阶层中崛起，惟孔子主张以道义士来替代职业士。为士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上尽其行道守义之更高精神。孔子乃远承周公以学术领导政治之理想，来扶植起新兴的士阶层。墨家继孔子儒家而起，此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新兴的士阶层，已替代了春秋以前之封建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
在战国时代人所完成之《管子》书中，已明白提出了士、农、工、商之四流品。封建时代之平民，由封建贵族以井田制度授地为农。但到战国时代，自由工商业兴起，封建贵族掌握土地与经济实权之旧社会，已彻底改变。而更重大的改变，则为新起了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他们向上可以领导政府，向下可以领导民众。在《论语》书中，孔子已把为士者之应有理想应有抱负，以及其应有修养与应有品德，一一具体指示出来。因其出而在上，后世连称之曰“士大夫”。因其处而在下，后世连称之曰“士君子”。在士的身上，政治事业与教育事业绾合为一，他们都不以私人经济为急务。孟子称士为劳心者，农工商为劳力者。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此一分别，乃成为中国社会一传统形态，直经二千年未变。
秦灭六国，天下复归一统，但那时的政府体制，已远非古代贵族政府可比。如为相者，前有吕不韦，乃赵国人。后有李斯，乃楚国人。为将者有蒙恬，其祖父骜，为齐国人。自骜至恬，已三世为秦将。当时东方列国游士，在秦政府中服务者，尚不计其数。而秦廷亦不再封建。此乃自孔子以下，由士来领导政治的一项理想，至是已确切完成。
故在中国历史上，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即不能称之曰贵族政府，亦不能称之曰军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为特立一名称，则应称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之正式确立，则在汉武帝以后。在汉武帝时，已确立了几项制度。一是教育制度，一是考试制度，一是选举制度。每一士人，皆须经过此三项制度之提拔与升迁，自社会下层而进达于政府之最高层。皇帝虽是政府中之最高领袖，但亦得遵循此几项制度，而行使其职权。此下两千年来，此三项制度虽递有改变，但大体上，绝大多数政府人员，必经此三项制度之审核与通过，则并无有变。
西汉时代，经长期之统一，国内安定。而其时幅员之广，已与后代中国相埒。自由工商业，自战国以来，已积有基础，乘时跃起，大可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之趋势。但汉政府严密管制，创为盐铁政策，及其他种种措施，使凡属有关民间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费品，不致操在专为私人营利的工商界手里。此种用意，亦永为后代取法。因此使中国社会，虽在长期安定繁荣中，自由工商业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