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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统。中国之士则自有统，即所谓道统。此诚中国民族生命文化传统之独有特色，为其他民族之所无。
最近西方，又有不许诸统之分别存在，而独许有一党统之趋势，是为共产党。在此党统之下，财统、学统、教统、工统，均不许有其自由，而惟听此一党之独裁。此为当前之苏维埃制。中国人亦多慕向于此。民国以来，先有中西文化之争。西化既得势，继之有民主与极权之争。损言之，乃美、苏之争，而中国自身，则退处于无传统无地位。
今乃有复兴文化之号召，则以创建民国之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张本。首为民族主义，则应有民族传统生命与传统精神之认识。次为民权主义，中山先生言权在民，而能在政。政府有能，则不待一一听命于民众。最后为民生主义，中山先生亦曾言，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但断不能谓共产主义即民生主义。《大学》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则中国传统之经济理想，较近社会主义，不近资本主义。而中国传统之士，亦为一无产阶级。中山先生之意，不许有财统之成立。至于党统，中山先生谓国民党乃一革命党。是谓在革命时可有党，革命成功后，是否仍须有党，则中山先生未之明言。惟中山先生，既主政府有能，是更不须听命于党。中山先生所倡之五权宪法，如考试权，立法权，监察权等，皆属政统，不属党统，又可知。
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属长期之建国纲领，而非一时之施政方针。故仍当归于道统，不属治统。此为中山先生之先知先觉，深体中国五千年相因之文化大传统而发，不得以西方人近代之思想言论相比附。此则阐扬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者，必当深切体会之一大前提。而中国此后是否仍须有士之存在，又如何使士统之复兴，此则亦我国家民族大生命特有精神之所在，所尤当深切考虑讨论者。
中国之士统，既与其他民族有不同，而其所学所信之大纲大目所在，亦独有异。此则当在他篇详论之，此不及。
（一九八一年九月作，载《台湾日报》）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中国传统之士，其对前有崇奉，其对后有创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孔子为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学人所共奉，尊之曰：“至圣先师”。但孔子亦有所崇奉，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而此下儒学传统中，虽永尊孔子，亦非无创新。性与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孔子极推管仲，尝曰：“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袄矣。”而孟子则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养气之功，“养气”两字不见于《论语》。其他《孟子》书中持论，不见于《论语》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终无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创新。
继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恶，持议与孟子相反。然亦同尊孔子。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乃于孟、荀少崇扬。西汉末有扬雄，亦尊孔，然于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扬。东汉晚年有郑玄，为一世儒宗，同尊孔，而于孟、荀、董、扬亦非所崇。隋代有王通，亦尊孔，然于孟、荀、董、扬、郑诸人，亦未见推崇。
唐代有韩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又曰：“孟子大醇，荀卿小疵。”于孔门传统下，乃独推孟子。然又自言：“并世无孔子，则不当在弟子之列。”则其独尊孔子亦可知。宋初诸儒群尊孔，但欧阳修尊韩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见亦不同。周濂溪始为道学开山，《宋史》于《儒林传》外特出《道学传》，后人或非之。然道学终是一新儒学，与汉、唐儒学有不同。宋、元、明三代之道学家，群尊濂溪，而亦立说各不同。清儒又有宋学、汉学之分，然虽重汉学，其为学又何尝与汉儒相同。
然则列举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之儒学传统，可谓时各有变，人各相异。于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创新。于各自创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此为中国学术思想一特点。释迦创设佛教，然崇奉释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创新说，此为佛学传统与中国儒学有大体相同处。故佛教在印度，虽终衰歇，而仍盛行于中国。耶稣为上帝独生子，崇奉耶稣，不能同为上帝之独生子。而于耶稣教义亦不能多有新创立新发挥，此为耶教来中国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此可见文化传统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国学术思想乃由四围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则四围向之者愈广，如孔子是已。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围之互异，但终见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西方之学则由四围各自发展，无一共向之中心，故其为学乃日趋于相异，而卒不能建一大同步。耶教虽为一共同信仰，惟究于学术有异。一切有传统，无创新，此则乃其与自由思想之大相异处。西方学术则惟见其相异，不见其大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界域各异。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分门别类，莫不皆然。学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则各异。学以求真，而无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一共尊之对象。
其为学既各异，其为人亦各异。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现代欧洲人亦不同于希腊、罗马人。抑且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美国人又不同于英国人。亦为西方人为学终不于同处求，必向异处求，一应有之趋势。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旧。宗教信仰亦终难获其大同。
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耶教之所同，则只同于一教皇，是即耶稣之凯撒化。伊斯兰教则更然。西方宗教之同，惟同在其世俗化。而孔子与释迦，则务以其教来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实则西方人不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学术思想亦尽求世俗化。而中国人则求世俗之学术化，此亦一大不同。
今论世俗，西方则重个人主义。如喜科学，或哲学与文学，皆由个人自由。甚至宗教信仰亦然。既重个人自由，则宜其惟见互异，不见大同。其大同处则仅在衣、食、住、行物质生活上，于是乃有唯物论哲学与唯物史观之出现。若其超于物外，则惟有宗教信仰灵魂天堂。但此乃一种信仰，而非人生实务中之思想自由。即如近代新兴之共产主义，亦成一种信仰，亦不许有思想之自由。此二者均与中国传统有大不同。中国士传统并不成为一宗教，而其在实际人生中，则转抱有一大同观。何以故？则因中国士传统，即从孔子说起，两千五百年来，均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观念。其同处在人生，不在物质方面。其论人则在心，不在身。此乃其主要关捩处。
孔子其先乃宋国人，殷民族之后。其祖先自宋迁鲁，遂为鲁国人。然孔子一生游踪曾至齐，后又去卫，去陈，去楚，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仍归鲁。其弟子则多自远方来，不限为鲁国人。故孔门讲学在当时即具天下性，世界性。墨翟乃宋人，然其游踪亦遍历各国，其晚年卒地不可考。然墨家弟子亦来自列国，具世界性，天下性。孟子乃邹人，然其晚年游踪则至梁至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荀子赵国人，游齐，为稷下祭酒。又至秦，而晚年卒于楚之兰陵。其他先秦诸子百家，大抵皆遍游列国。惟庄周、老聃，道家隐沦，不事周游，最为特出。然其意向言论，亦具世界性天下性，不限于其所隐之一乡。故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则其时士之远游而无方，亦可知。乃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之分别。
秦汉后，中国统一，而士多辐辏京师，老而不归其故乡。前汉一代，不胜指名。东汉益盛。如郑玄，虽老死乡土，然其游学所至，亦遍中国。魏、晋以下，门第已兴，然东晋、南朝诸大门第，大体皆自北方南移。而北朝门第则更多迁徙，不以乡土为限。隋、唐统一，进士科第，各地士人，必群赴京师应举。及其出仕，不能在本乡，多历全国，老死不归。姑举李、杜、韩、柳为例，读其诗文集，凡其一生足迹所履，居住所在，老病所终，皆可稽考。故中国之士传统，每以天下为家，流动性极大，极少有固定于一乡一土者。下及宋代益甚。如欧阳修、王安石皆江西人，仕履所至，遍历各地。而退老亦不归故乡。如三苏，原籍四川，来汴京皆不归。东坡所到地最广，自择宜兴太湖滨为其安老埋骨之所。读此诸人之诗文集，其心情所寄，不在乡土，而在中国，在天下，岂不昭然若揭乎。
其他如周濂溪，乃湘人。而老死于赣之庐山，即以所生地有濂溪，名其终老地之一溪亦曰濂溪。明道、伊川兄弟之父，本亦江西人。仕于江西，获识濂溪，二程乃得游濂溪之门。而二程兄弟终老洛阳，亦不归其故乡。南宋朱子，父籍皖，生于闽，卒于闽，为闽人。然其足迹亦遍历南宋各地，不限于闽。同时陆放翁，足迹遍历长江上下游，老而退居故乡。乃其死，乃为诗告其子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则其情意所寄，不限于家乡，仍在国与天下，亦可见矣。
此下元、明、清三代，凡为士，名列史籍，传诵人口，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士，则莫非国士天下士，而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可不一一指名详述。姑举王阳明一人为例，生平足迹所至，东北出山海关，西南贬贵州龙场驿，晚年仕江西巡抚，卒于任上。其到处讲学，门人弟子亦属全国性。其为人不以地域拘，其讲学亦不以地域拘，皆属全国性，即天下性。其弟子如王龙谿之在浙，王心斋之在淮，皆不出仕，老于故乡。然龙谿足迹遍东南，心斋则在阳明生前，即曾以木铎招摇京师。老归故里，父子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