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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
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可以吗？
（见习记者罗小军周扬）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7节 义乌形态（1）
义乌：颠覆人格化交易
虽然，“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但现在，这两种模式正在朝着各自的轨迹进行发展，并已大相径庭。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
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创新力量和对人格化交易习惯的突破。
两种交易路径的不同，为温州和义乌的专业市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镇钮扣市场等专业市场迅速地由鼎盛走向没落的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在经历了２０年的风雨后，持续发展、成长……
每周五，胡汉哥俩总要早早地来到义乌市南门街那座临街而立的清真寺礼拜。
胡汉来自约旦，原名叫阿卜杜拉，“胡汉”是他的中文名。来义乌之前，他曾随哥哥在台湾经商，在那里学会了中国话，后来，哥俩到温州做过生意。２００２年４月，他们将公司迁到了义乌。
“这里的经商环境更好些。”胡汉说。
胡汉兄弟俩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这座清真寺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随着在当地经商的穆斯林客商的增加，这座清真寺的穆斯林教徒越来越多，那间清真寺也显得有些狭小了。
近来，义乌市政府不仅拨专款新辟了一个占地５５０平方米的礼拜场所，而且，一座占地１０至１５亩的清真寺也出现在义乌市的近期规划中。这个消息让胡汉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捐助”。
与胡汉一样，每周五前来做礼拜的成千上万信徒中，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超过半数。他们都成为了义乌人忠实的客户。
如果你漫步义乌的大街小巷，时常会见到大胡子的中东人，黄头发的欧洲人，黑皮肤的非洲人。这些形形色色、说着各种语言的外商，构成了义乌街道上独特的风景。
“这俨然就是开埠之初的上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这样评价。义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模式特点是什么？
1．
人格化交易的是非
尽管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认为，“在本质上，‘义乌模式’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但他同时表示，当义乌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的温州路径。
2003年下半年，温州ＧＤＰ增速仅排到浙江倒数第二，引发了学界对温州模式的大反思。而史晋川教授认为，这与温州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一直无法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
史晋川指出，当年十万温州人闯中国，使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曾经十分富有成效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方式让温州人淘到了第一桶金，但在今天，却使温州人交易方式无法突破，“甚至可以说，人格化交易成就了温州经济，但也可能制约温州经济的未来走向。”
由于人格化交易的存在，使得外资和外地人很少到温州去创业。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温州远远落在沿海开放的１４个城市后面。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为１０％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１／２；２００３年１～８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０．８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１／１０，杭州市的１／５。而且，有资料表明，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投资的。2003年，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只有宁波的１／４，杭州的１／３，同时，温州的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其实，义乌早年走的也是一条人格化交易的道路。
矗立在该市小商品市场门口的雕塑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这里刻印着义乌“鸡毛换糖”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乃是当年十万义乌货郎担全国走市场的艰辛岁月。
在当年的起步阶段，义乌商人同温州人一样，正是靠这样同乡人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成就了地方经济的起步。但到了后来，义乌人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出了一条与温州大相径庭的路线——“一种更尊重市场交易规律、更基于法治化的非人格化交易。”史晋川说。
如今，拿温州的与义乌的对外贸易活跃程度相比较，已经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远比人格化交易机制的效率要高。
义乌市外经贸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义乌企业仅自营出口就达到了将近８亿美元。“义乌有不少小商品是通过宁波、杭州、上海等海关出口的，如果全部统计出来，出口量远远高于这个数据。”义乌市外经贸局外贸科科长、中国国际商会义乌市商会秘书长周文斌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尽管温州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市”，但在温州的街头，你很难寻觅到外国人的踪影，这与义乌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义乌市市场贸易发展局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已有２００多个国家的客商在义乌进货，每天在义乌交易的外国客商有四五千人。义乌市场将近７０％的经营户发生外贸业务。其中，国际商贸城日均进场外商１６００人次，日均外贸额１５００万元，年出口小商品２０亿美元左右，市场外贸额占总成交额的５０％以上。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8节 义乌形态（2）
2．
不同的路径
值得追问的是，温州与义乌的区域经济模式，都以二三产联动为主要特征，都是靠早年走南闯北铺设的人格化交易网络起步。可为什么到今天，温州的妙果寺服装、桥头镇钮扣等曾经鼎盛一时的专业市场都已走向了没落，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历久弥坚——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了第五代，规模已数十倍于前。
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内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
“由于以前的主流产业重工业都是国企，只有小商品是集体经济，所以温州早年就从小商品生产开始起步。但这些小商品当时进入不了主流的国有流通市场，温州就只好自己办市场。他们办市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后来，温州人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半径，便迁徙出去一部分温州人，不断在外地办更多的市场。”不过，义乌虽然同样是二三产联动，但义乌的路径正好反过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所秘书长、浙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汪炜指出，“义乌是先办市场，后来才搞二产的。义乌一开始就是利用了自己的交通枢纽优势，完全按照一个开放的平台原则来组织整个市场体系的，尽管后来也开始发展小商品的生产，但本质上义乌的二产是为三产服务的，而温州是三产为二产服务。”
史晋川指出，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地规避交易风险。不过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温州人为何满世界跑？因为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网只能靠温州人自己来编织，市场扩张必须借助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完成。而当不断增多的温州人加入人格化交易网，则会由于市场拥挤产生边际收益递减，结果又驱使温州人不断大规模移民来扩张市场。”
温州市统计局此前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１５０多万人。这次调查的在外温州人，是因经济因素自行外出温州行政区域以外的人口，不包括职工、非经济因素及国外和港澳台迁移人口，但已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２０．４％。这些外出的温州人辛苦地维持着市场网络，他们是温州产品人格化交易形成的基础。
与温州老板不同的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义乌老板早年通过这种交易方式完成原始的积累后，迅速完成了从“行商”向“坐商”的转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选择了非人格化交易的习惯：并不只是在义乌人中选择贸易代理人，也并不排斥与非义乌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
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当时义乌一块钱一只的戒指在新疆能卖到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正是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翁荣金从１９８６年起开始了自己从义乌到新疆的长途贩运生涯。几年的艰辛后，他发现袜子比较好销，从１９９２年起，顺着袜子上的地址开始南下广州找到了生产厂家，他从厂家批发袜子再通过小商品市场销往全国，做起了代理商。经过多年的经营，翁荣金不仅有了自己的资本积累，也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
１９９５年，翁荣金看到做实业，自己生产袜子其实更有发展前途，而且他们自身的市场资源、人力、财力都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从一个普通的商家转为真正拓展自己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１９９５年１月份，他成立了浙江宏利针织有限公司，并于１９９６年更名为浪莎集团，专业生产袜子。
浪莎袜业现在的代理商网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当年从事袜业销售时的忠实客户构成，而这个网络也是浪莎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