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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立昌经常强调，要始终想着老百姓，出发点不一样，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工作中不能扰民，除了“亲政，廉政”外，还要“善政”。“在心中时刻要牢记一条红线，给老百姓的和取回来的，一定不能是负数。”在国家经济日益蓬勃的时候，“要让老百姓及时享受成果，得到实惠。”
一位官员说：“现在看来，当初张立昌书记把危改作为天津工作的突破口是多么富有战略远见，在三五八十战略完成后又提出新的三步走战略，符合天津的实际，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贯彻执行这一战略。”
2。国际元素
而开放带动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样凸显了天津这种务实而灵活的选择。如果说危房改造体现了再造天津的能力的话，那么开放带动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无疑加强了天津的实力。根据产业经济理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对于天津这座老工业城市，这也许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当冲击——反应模式生效后，变革的可能性变得如此之大，顺理成章。
天津市一位官员说，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等等都诞生在天津，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形势下，这既是值得称赞的历史也是现实的难题。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受惠者，天津的以开放带改革的策略，让国际先进元素以水银泻地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产业和企业中，最终使之脱胎换骨。天津从营造国际一流投资环境入手，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突出“让投资者赢得利润”的理念，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来津投资。
一个适合投资的营商环境终于使得开放的双方都变成了受益者。跨国公司发现了天津，而天津也得以发现世界。摩托罗拉在天津由最初的１。２亿美元投资，发展到目前３０多亿美元投资，成为在华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而丰田、三星等众多跨国公司都在天津取得很好的业绩。分享中国的成长，分享天津的成长，变得如此具体和实在。而天津则利用跨国公司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极大地激活了国有经济的潜在能量，有力地促进了天津的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并成为推动天津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从１９８４年，天津电梯和奥的斯率先合资开始，作为一家老牌的国有企业，便由此经历了天津工业改革的许多第一。１９９４年，美国奥的斯公司提出了增资１０００万美元的要求，外方增资１０００万美元意味什么，天津市政府心里最清楚，美国奥的斯要将合资厂中的外资比例由３０％增加到５１％，从而控股企业。让外资控股这在当时，是许多人都难以接受的现实。可是不让外资控股，企业不仅难以继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得不到真正先进的核心技术。特事特办，天津市吃下了这只“螃蟹”。
天津这种做法当时可是风波不小，引起过产权问题和保护民族工业的争论。结果如何？数字最能说明问题，１９９３年以来天津经济开始两位数增长，一直保持１２。２％左右，１９９３年天津的国民生产总值５００亿左右，财政收入６０亿，而现在国民生产总值２２００亿，财政收入４５０亿。
“让外商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看长远，算大账”、“一个好项目，如果工作失误，谁放跑谁负责”，在天津的权限内，自己给点政策，提高工作效率，多设身处地为外商解决问题。这也许是当时天津吸引外资的诀窍。
第三部分 激活之环渤海猛醒第33节 ［焦点］天津图腾（2）
3。天津机会
天津的发展无疑还需要更为广阔的语境，而最令人关注的自然是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这个话题。毋庸讳言的是，虽然北京和天津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位于直径１００公里的区域里两座特大型城市，但京津这两个双子座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却颇有“距离”：因缺乏有机合作而使得在一些方面进行同质竞争。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当时的国家计委曾经计划在京津地区投建３０万吨乙烯生产基地。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乙烯生产规模在６０万吨以上才有效益，而京津两市各不相让，最终各建一个１５万吨的项目，谁也挣不着钱。以至于有专家用“灯下黑”来形容京津经济结构趋同给两个城市带来的伤害。
其实，北京和天津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其实北京和天津包括唐山都有各自的机会。从区域的角度出发，北京与天津可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北方中心城市作用。北京进一步强化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天津则积极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并在一些产业发展上确立比较优势，尤其是相对北京的商务成本，天津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对于唐山，又具有相对的聚积效应和人力资源优势。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一种新的模式将使得北京和天津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而天津和北京的距离正在日益拉近。天津至北京的快速铁路线即将开工，第二条京津高速公路正在敲定最后方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与首都机场合作也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想想看，从北京的东直门到我们这个楼盘，只需要半个小时，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景”。在天津采访时，一位在天津成长起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如此描述道。这一切让那些早已经发现了天津的投资者进入了收获期，而纷至沓来的新的投资者则惊呼：天津的机会来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天津港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港，是连接欧亚大陆桥最近的东端起点，对外与１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０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对内更是拥有近千平方公里的辽阔腹地。一位投资者说，这实际上让天津相比较其他港口获得了一种独特优势，那就是它又可能成为承接世界产业分工和中国制造的最前端之一。而这样的港口腹地工业优势在中国只有南通、宁波等地才具有。这不仅在中国具有竞争力，在世界上也具有竞争力。
在天津诸多竞争力之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是文化的竞争力。在天津，有一种说法：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一直担当着现代化最早的实践者之一的角色，这其实是天津魅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的第一辆汽车，第一条铁路，第一个大商场，中国第一所大学都诞生于此。一位长期研究天津发展的专家说，这个城市成长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力，就是说城市成长，需要一个文化支持的平台，来支持这个城市的成长。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梦想。在天津采访时的一个下午，温暖的阳光照在五大道和解放北路的金融街上，那里历史上的老建筑，散发着凝重而安静的光芒，和机器轰鸣的工地现场，共同叠加成一个共时空的现场。对于天津，对逝去的一些东西表示尊重，实际上就是对即将到来的未来尊重。而现在，天津的历史和梦想正交汇在一起，闪闪发亮。
（记者刘晖李红兵）
第三部分 激活之环渤海猛醒第34节 ［焦点］天津图腾（3）
二、从地下到地上
天津下一站：“地上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1。“让天津人都看到希望”
１０年前，陈质枫想不到自己能为天津作涉及１０００个亿的城建规划。陈现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城建。他清楚记得１９９０年整个天津的城建资金只有区区７０００万，这些钱“现在还不够修厕所的”。
在１９９３年前，还是天津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陈质枫曾带队用１年多的时间对天津的城建作了一个“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全市１／４以上的老百姓居住在１６４片共７６８万平方米的成片危陋平房中，“很多房子用手就能把墙推倒”。
１９９３年７月，天津提出“力争用５～７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的改造”。与很多人一样，陈质枫当时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当年年底的危改动员大会上，时任市长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发了脾气：你们不同意搞危改，那我把你们的房子收回来，让你们搬到小平房里去住一个夏天，完了再写篇体会看这事到底该不该干！
当时，这个因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下放河北”而“整整落后了１６年”的城市，“老百姓普遍有点灰心”，与其他兄弟城市高涨的改革开放热情反差鲜明。“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希望。”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富源回忆说。经过调研，政府将天津的“精神振奋点”选在了呼声最高、涉及人数最多的危陋房改造上。当时曾有人为危改算过一笔账：每年至少需投入４０亿，总投资将超过３００亿。但政府没钱，让建委“自己想办法”。
2。“经营”危改
从１９９３年危改工程起步到２０００年全面完成改造，“我们创造了许多开创性的措施，完全走的是经营的路子”，陈质枫说。
起步之初，政府想开放，开发商却不愿来。原因是“总投资１５。５个亿，一算账得亏好几个亿”，河东区原中山门危改指挥部副总指挥姚长宝说。１９９５年河东区政府开始寻求“区企结合”，
明确提出“让开发商有利可图”。市区两级政府本着“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的原则，对１３项收费标准实行了减免，中山门地区危改才得以启动。
需要拆迁的７６８万平米成片危陋平房中，有１７７万平米在红桥区，而占地８０多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