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此同时，政府也帮助企业改善管理水平。2003年，浙江启动个私企业“5511培训计划”，即用５年时间对５万名高层经理进行特训，对５０万名高级管理人员予以业务轮训，对1000名总裁给予ＥＭＢＡ研修，以及对100万名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提供培训等，用以全面提升浙江民企的人员素质。
同时，浙江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永康市、义乌市、嵊州市、乐清市、诸暨市等８个地区设立“中国专业商标品牌基地”，通过设立商标信息咨询平台，盘活闲置商标资源，开设商标维权绿色通道。
另外，政府还引导民营企业实施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创建，积极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精，着力催生一批代表浙江水平、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主业突出、核心力强的大公司和大集团。
（记者刘华于保平朱平豆）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9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6）
今天的温州问题是明天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做“浙江新观察”
这组历时一月的一系列的观察报道的主线为“寻找真正的浙江模式”——既真实描摹浙江各富特色的县市经济模式，又特别着重于产权模式的历史演变路线，以及由此凸现地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新企业家阶层的精神内涵。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实地采访，客观记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印痕，并结合各地的历史禀赋和偶然历史因素，还原导致这些区域现有经济模式形成的真实背景。我们相信，这同时就是进一步分析该种模式的现实效率和未来竞争力的基础。
1。误读
一个月的持续走访和追问，我们发现了一些简单而又普遍的误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把温州模式等同于浙江模式——尽管民营化是浙江的经典经验，但以个私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并不能涵盖多元的浙江，如今浙江活力最强盛的宁波、绍兴等地早期恰恰属于苏南模式，后起的台州则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导。
比如宁波，它的苏南路径直到１９９３年前后才被打破。这一方面有邓小平南巡的背景，另一方面则与苏浙两省当年多少带有狭隘的地区观有关。“温州模式浙江化，苏南模式江苏化”的政策，原本带着吴越文化对立争宠的烙印。但历史就这样改变了——１９９５年开始苏南模式由盛而衰，而宁波幸运地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转轨——尽管它未必洞见到苏南模式日后的衰退。大量的类似事实让人感到，一个地区的整体走向或许决定于相对宏大的背景，但具体的路径却往往会因为一个人、一件事的偶然因素而改变。为此，一个区域走过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被完全复制的。这个论点同时也成为我们分析新温州现象的理论基点。可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浙江经验的借鉴意义到底在哪里？
2。启示
温州模式发展到了今天，定义已不确指，但至少有三个主要内核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第一是讨论较多的产权结构民营化，第二是民富，第三是无为而治的政府施政哲学。并且，这和整个浙江经验共通。从第二点来讲，当年苏南与温州两种模式走向的最大分化是：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其主体是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是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前者走到最后，风险都堆到了政府头上，而后者不但藏富于民，还把风险平摊到了整个社会。
这轮新温州现象的讨论缘于外界对温州ＧＤＰ增速放缓的关注。可如果由此断定温州模式的消亡，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至少忽视“民富”这一内核——２００３年温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６０３５元，远高于上海、北京，其中仅消费性人均支出就达１２６１９元，比全国平均水平６５１１元高出９３．８％。
由此，新温州现象可以提炼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分化，也就是另一些人说的产业温州与财富温州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ＧＤＰ与ＧＮＰ的一种对峙。
温州本土产业大多集中在低小散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际锁定，这使得温州由产业溢出的大量资本只能平面化地流向其他成本低洼地区，以维系以往的利润率。这种“资本外流”，或许短期内不利于地方ＧＤＰ，但同时却是温州人经济昌盛的根基，是民间创富的一种自发的路径选择。对此，温州应清醒认识，在一个人均只拥有０．３亩土地的山区，其经济在一定阶段陷入瓶颈几乎是必然的。温州本处于中国的“盲肠地带”，其常态应该是不活跃的，只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远离中央管制，才非常态地活跃起来。当然，温州还应该看到，本地的资本外流既是自发的，也是无奈的。比如，目前在温州急待加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民营资本的进入比例还只有１６％。如何推进地方产业升级，提升集群厚度，打通更多的投资渠道，以拓展本地投资空间……这些问题到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主体——地方政府——这也就牵涉到温州模式的第三点“无为政府”。
其实，当年温州政府的无为哲学之所以受到很高礼遇，主要是比较于前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普遍、严重的越位而言的。随着中国政府整体改革的不断推进，简单的“无为”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来体制外的产业发展政府只需默认，而现在政府需要明确表态。”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而浙江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更是指出，温州下层番薯经济的活跃与上层思想结构的脱节，在另一个侧面，可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悖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温州问题既是浙江问题，也是明天的中国问题。作为民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能否在政府自身的效能革命上再次先行实现突破，值得人们期待。
（记者王云帆）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0节 杭州湾变局
逐鹿杭州湾：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
杭州湾是浙江与江苏争锋的主要砝码，这个砝码将打破长三角目前的平衡局面，使长三角重心南移。
在杭州的牵引下，杭州湾经济发展明显提速。环杭州湾地区，将逐渐从一个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转变成以制造业为支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平台。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一份长达８７页的《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２３个城市排名》全英文报告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寄出，其目的地则是这次排名第一的城市——杭州。
杭州之所以得分最高，得益于杭州的基础设施、非正规收费、推进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表现。在政府效能与廉洁程度上，杭州的表现是２３个城市中最佳的。
１２月份，在由台湾电子同业公会公布的《２００３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浙江萧山综合得分又是最高，而昆山则由2003年的第一降至第七。有专家认为台资在大陆投资的态势是“昨天东莞、今天昆山、明天萧山”。
杭州之所以有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来自于前几年杭州发展战略的转移。２００１年２月，经国务院批准，杭州市扩大市区行政区域，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余杭区。区划调整后杭州市区的面积从６８３平方公里扩大到３０６８平方公里，人口达到３７２．５５万，标志着杭州由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杭州市市长茅临生认为这是一种继承和发展，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使杭州的发展有了新的空间。其表现为：
1．
与上海同城
走向钱塘江时代最主要的要素与举措是接轨上海。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随着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区域性大城市。其资本充裕，民营经济发达，政策优势明显。作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八的杭州市，作出了“形成与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区域共同发展格局”的决策。
交通共建是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的基础。浙江省政府决定将沪杭高速公路拓宽至八车道，再加上正在准备的沪杭高速铁路等高速轨道交通，杭州到上海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现在从杭州到上海需要１小时４０分，但如果这个时间能够缩短到４０分钟，杭州和上海就是“同城”的概念。
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枢纽，杭州同时也是承接上海向南翼辐射的桥头堡。最终形成上海与杭州的同城效应。茅临生说，同城效应，就相当于上海人多了个西湖，杭州人多了个外滩。
“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讲，大树底下好乘凉。杭州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要做到利益双赢，我们大家是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今中国在经济上要取得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动行政区域某些体制方面的问题。杭州今天的方针是：“政府作领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来运作。”
2．
杭州民外合璧：两轮驱动
“民外合璧不仅是杭州招商引资模式的创新，更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杭州的一位经济学家这么认为。而杭州政府也将民外合璧作为杭州经济再次飞跃的推手。
杭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活力最充沛的地区之一，非国有企业占全市的９０％，个体私营经济占全市ＧＤＰ总量的４２％，个体私营和股份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