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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这一条街，当地街道一年所得税收就达230多万！而西藏 民族学院的院长说，他只要每年有其十分之一就可以使全校贫困生们基本“脱贫”。
为什么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别人截去了？这固然有地方上的问题，难道与学校本身缺 乏开拓精神无关吗？
北大的一个“方正”可以打到美国去赚“洋钱”回来花，那么我们的“东大”、“西 大”是否可以动些脑子挖掘自身的优势，弄点“土钱”给穷学生们添个菜、送件衣呢？
都有可能。只要我们真的努力了。
后记：一次落泪的心理历程
都说40岁以后的男子不易落泪，我想除了没有遇到伤心处外，再就是没有碰上值得同 情与痛苦的事。过40岁的我，这一年却异常变得多泪，而且为的是一件原本与我毫不相干 的事。
1997年9月，当一位领导同志向我介绍中国高校的贫困生情况，并期望我能写一部反 映这方面问题的作品时，我感觉自己的肩上一下沉了起来，倒并不是惧怕题材本身，而是觉 得我无法抽出那么多时间，去完成一件工程浩大的“调查”，之后是提笔写成“报告”，且 还必须具有打动人的“文学性”。但后来我还是接了。接下之后的第一次采访，我就直感到 我无法放弃这一特殊使命了，因为它超出了我原本所能想象到的调查意义：一个有社会责任 感的正直作家不干这样的事，还干什么呢？我终于开始了漫长的大学路。为了一部作品， 要用一年时间走访几十个单位和二、三百位人士，这样的苦差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的。但我 知道我必须这样做。有几次在去大学里采访的路上，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可我必须准时 到达采访地点，因为那儿的学生在等着。作品中我曾提到过走访山西高校的日子，为了倾听 一批又一批贫困生们的诉说，有一天我连续进行了21个小时的采访，而事实上这种情况还 不止发生过一次。我说这些事并不想自我标榜自己的敬业精神，而是在我与大学生们成为朋 友后，再也无法摆脱一个个挣扎在痛苦之中的学子们对我所寄予的一种特殊企盼。而我自己 认为虽然当不了什么“救世主”，但用笔向社会呼吁的力量还是有的。我断定，只要你深入 高校，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你就会马上发现，任何走马观花的轻率态度都无法对得起 自己，更不用说对得起成千上万名正在与命运抗争的贫困大学生们。应当承认由于长期的压 抑，有些贫困生的心理被严重扭曲，但绝大多数人仍是处于积极抗争的旅途上，因而，他们 特别期望社会能关注他们的命运。兴许平时长期被歧视与冷落，贫困生的内心世界基本上是 封闭的，你只有像朋友似的接近他们，并满怀理解地倾听他们的诉说，你才能发现这是一群 太非同寻常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故事。他们的心灵创伤很 重，极需医疗与抚慰，是拉一把还是推一把，对他们来说完全可能是两种命运。中国是个发 展中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重视高等人才培养，也 就是重视了中国未来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命运，将直接影响中国 下个世纪的前途问题。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自己一年的苦可能没有白吃，陪着贫困生流了那 么多眼泪也算值得。
《落泪是金》的题目想了很久，这纯粹是整个采访过程的经历所得。
诸多贫困大学生们的经历叫人落泪，他们与命运不屈抗争的精神叫人落泪，社会上有那 么多好心人无私地援助他们的动人事迹，同样叫人落泪。我相信，这些用金子凝成的泪水， 会让更多的人像关注山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那样来关注高校贫困生。因为正如团中央 领导所说，救助一个失学儿童，中国就少一个文盲；扶助一名贫困大学生，下世纪就多一个 建设国家的栋梁。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邓勇先生和全国学联有关朋友的帮助，没有邓勇先生及其同事的大 力支持，我很难顺利完成如此艰巨的采访任务。匡满兄和责编龙吟（萧立军）先生的指点，使 作品增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