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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平时他给《萌芽》、《新观察》等杂志刻个封面什么的，他用麻胶版和圆口刀来刻就足够了，那好比是中国画的大写意，脑子当然要用，先琢磨透了，于是手上出活就快了，当然比刻那些肖像的速度要快多了。
他刻木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但那个时候绝对不要说话。除非在他完成了构思以后，主动问你什么，你再说两句。他刻起木刻来，立刻进入一种状况，和所有手艺人一样，和跳大神一样，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候他的一只手像铁夹一样，青筋怒张，把那木板挤在工作台挡头前，纹丝不动，另一只手紧捏住刀颈，细细的木花随着他手的节奏唰唰地飞出，简直比杂技还惊心动魄。
好在我们这些孩子，别的时候不断地一个劲儿犯混，可是一看到大人开始创作，就立马安静收声。大雅宝的孩子从小都受过这样的训练。可是其他的大人画画根本不愿意让你在旁边儿看，还就黄叔叔比较宽大，只要我们按规矩静静地看，他一般不会轰我们走。
可能是因为他最重要的创作活动是在夜间，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院子里只有蛐蛐儿、蝈蝈儿的叫声，伴他长夜；也可能他那时才刚刚二十八岁，玩儿心正盛，就不忍心轰我们，其实他比我们才大二十岁左右；或许他的艺术是走南闯北的野路子，对作画的环境要求就不那么苛刻了。再说，如果不算他们日本式的拉门榻榻米卧房，他们家就那么一间房，他的工作台就紧紧顶着他家唯一的大窗户的窗台，这是他最好的采光地点，同时也是我们最佳的观赏地点。很多时候，我们悄没声地站在窗户外边看了俩钟头了，他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可见他在自己画儿里的时候，似乎对周围全然视而不见，你只管在一边细细琢磨。要不是小生子来拉我去和他弹球儿，有了响动，黄叔叔才抬起头来，看见我们。他一愣，然后“哗哗”笑了起来：你们快成了福尔摩斯了。然后一边刻一边和我们开聊……
他发现我注意到了《雪峰寓言》插图里的茶壶，就是他们家那个用藤根做提梁的茶壶，他很高兴，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我说：全大雅宝只有你们家的茶壶是这样的。真是，每家的茶壶都不一样，比如我们家的就是从东北带过来的日本搪瓷茶壶，李燕家的就是北京典型的高身青花瓷壶，沙贝他们家有紫泥的茶壶，据说他们家还有许多价值连城的骨董茶壶，因为他爷爷就是玩儿了一辈子瓷器。沙贝后来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告诉我也学他爷爷开始玩瓷器了，数量绝对比他爷爷玩得还多，但是瓷器的质量是无法相比的。其实，他是开玩笑，那时他玩瓷器的主要方式是天天在饭馆刷瓷盘子。
毛毛家的瓷器也不得了，几个大花瓶都是国宝一级的，因为祝大年先生家底很厚，大概是玩瓷器的世家。他们家的毛毛和我弟弟一样大，所以我就没来得及好好研究过他们家的茶壶。黄叔叔对他们家的瓷器印象深刻，尤其对毛毛为了解闷，学电影里的镜头用连环橡皮筋套他们家里的瓷器印象深刻。趁他爸爸睡午觉的时候，他的技术见长，一甩橡皮筋就套到一个大瓷瓶上，他兴奋地一拽，大瓷瓶轰然倒下，化整为零了。被打碎的那个瓷瓶是祝大年先生家传的稀世宝物——那是一个两尺余高的明洪武釉里红的大瓶。好在祝先生什么没见过，拿黄叔叔的话说：他精于欣赏，勇于割舍。要是别人不定会多么伤心和愤怒呢，毛毛就该皮开肉绽了，可是，他居然没事。你瞧，一家一个规矩。今天的毛毛大号祝重寿，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教的就是中国美术史。当他备课看到明清瓷器图片的时候，是否耳边会回响起当年无比清脆的一声？
《萌芽》创刊号（《萌芽》杂志社提供）让我最奇怪的茶壶还是黄叔叔家的：一个接近正圆的扁圆形，切去一点儿算是有了底，红釉从上面浇下来，流淌了一半多就凝在那里，一弯藤根，造型奇绝，色彩姿态都是一流。难怪他借此来做创作的由头，他的题材哪儿抓哪儿有。
我还笑着告诉他，我们早就看出来了，背后已经哈哈大笑无数次了：他刻的《萌芽》杂志创刊号封面那个种花的小男孩根本就是黑蛮，连画中的小铲子、小花盆，分明是黑蛮每天在院儿里玩的玩具。
好在黄叔叔不因此而恼怒，还大笑着赞赏我们目光如炬。
自从黄叔叔给我起了面丘林或者饭丘林的外号之后，我们家房上的葫芦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长得特别大，简直和冬瓜差不多。我心里想：这么大的葫芦，怎么揣到怀里让蝈蝈过冬啊？我赶紧去问沙贝，他忙跑来看：啊？这么大个儿，是不是让你用南瓜给它人工授粉，就串了秧了？以后是不是得长成个巨型怪物吧？
他们家的王大娘笑着说：你那个葫芦既不是收腰儿可以用来打酒的葫芦，也不是可以做养蝈蝈过冬的扁葫芦，你这是可以做饺子馅儿的西葫芦，赶紧趁嫩摘下来，让你娘娘剁馅儿，或者摊成葫塌子，这会儿正好，鲜得你掉眉毛。
闹了半天，我还是找错了种儿。于是歪打正着让我们全家吃个鲜吧。我娘娘是江苏武进人，可是在王大娘略略指点之后，她立马就出神入化了。葫塌子，吃得我们全家齐齐喝彩。
我娘娘最喜欢和邻居分享。我们家的厨房就挨着中院儿黄妈妈的厨房，当时，黄叔叔的妈妈也住在北京了，我们叫她黄奶奶。娘娘把刚出锅的葫塌子，端了一大盘儿，颠颠儿地送给黄奶奶。
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天生外交家（2）
那会儿说来你真难相信，我们院儿的这些老太太，真是五湖四海。娘娘的武进方言愣扳成一种奇怪的普通话，她说累了或者找不到词儿了，马上接着说武进话。黄奶奶说的是湖南的湘西方言，也试图说点普通话。俩老太太一聊天，我整个就是一句也听不懂了。我经常性地怀疑她们互相懂不懂对方的意思？可是她们一聊就一下午，说得高兴着呢。
李燕的姥姥一口济南话。后来搬到李燕和沙贝两家中间那个单间的，是丁井文先生的丈母娘，我们叫她张奶奶，倒也是一口山东话，她也是济南人。张奶奶一家也非同小可，她的儿子叫张亮，当时就是个电影明星，刚演完脍炙人口的《上甘岭》，就是里面那个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碉堡里机关枪枪眼的志愿军战士，可以说那就是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翻版，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黄继光的再现。后来，他还演了《革命家庭》等电影，这是我们院儿的第一个明星。
张奶奶还有两个女儿，大概是叫张大英和张大盈。两个女婿，一个就是丁井文先生，另一个是漫画家萧里。
沙贝告诉我，丁井文先生当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现在虽然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可是根子很硬，照样直通中央。后来我听说其实他没真正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可是中央有什么小事儿找美术界，还真是要通过他来办理。
沙贝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爸爸画完了《开国大典》那张画，毛泽东给乐坏了，连连大声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这才是中国的油画，又有民族特色，又有大国的气度。为此，中央美院当时的副院长江丰和丁井文先生陪董希文先生去中南海见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首长，据说还陪毛泽东一起吃了饭。你想作陪的居然不是徐悲鸿老先生，也没有我爸爸，而是丁井文，这就说明他的来历不凡，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坚决认为他过去一定是毛主席的警卫员。
萧里和李滨声是当时最火的青年漫画家。
萧里到我们院儿来玩儿的时候，我还特别去看他。他和张亮在我们院都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他们都很随和，一点不像名人。我喜欢漫画，也喜欢青年漫画家。张奶奶对我们这些小孩照样热情。
小宝的二姑和奶奶都说徐州话。这些老太太到了夏天晚饭后，你就听她们山南海北，每个人为了方便，各自说自己的方言，居然互相还都明白着呢。
有一回我们院儿的全体老太太和全体小孩儿，一起去米市大街基督教女青年会看苏联电影，似乎是一个什么招待会，都是发给我们的票。结果那个电影是俄文原文，中文字幕的。我们这些孩子反正连猜带蒙也能看懂个七八成，散场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这群老太太今天可白跑了一趟，她们多数是文盲，就算有一两人读过书，这把年纪的眼神也绝对看不清楚飞快闪过的字幕了。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这些老太太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电影。我一听，每个人看的都是自己演绎出来的一个个新故事，她们也不争论，就是互相补充，那个电影被她们加工得复杂百倍，我在一边笑得直不起腰。
我笑着问我娘娘：那俄文你们听得懂？你们的故事比电影里的故事好得多。
娘娘一本正经地说：仔细听都差不多，再看看表情就没错了。
她们个顶个都是语言天才。黄奶奶吃了我家的葫塌子，黄妈妈那天也送来他们家做的广东小吃。我那会儿正在给西葫芦浇水呢，心里还想多吃几个。她们俩在那里互相客气了半天，又小声秘密地谈什么，一边谈还一边笑。忽然，我娘娘声音大了，说：好，我和你赌个东道——一只老母鸡。
她的意思就是要和黄妈妈打赌，黄妈妈红着脸说：好的，好的。
黄妈妈走了以后，娘娘告诉我，黄妈妈怀孕了。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就想要一个女儿。她掐指一算，肯定是个女儿。
我不大相信地说：你要是算错了呢？
我算错了，她生了儿子要坐月子，我送她只老母鸡也是应该的。她要是生了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