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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延安时代我爸的老朋友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一把手，哦，徐悲鸿老先生还是院长，但是江丰是书记。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那时左翼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要抛弃这些老朽的东西。江丰在美术方面更是如此激进，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那是一九五四年，我爸和李可染先生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这也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后来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已经足够了。
李可染先生为了让原来的国画教师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为了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干部，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清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就是明确规定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象，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先生，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如何一起画模特儿。不过这和若干年以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比较，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些的。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在苦思冥想如何走出中国画如今的困境，其实也是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的尊重和恭敬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暑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探求。那时候，他们要苦苦挣扎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
在当时作为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
爸爸和可染伯伯要争得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的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末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技法已经成熟到快要腐烂的程度了，已经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学习西画，那里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之前我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共产党发表指示性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第一诗人又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被送去了新疆。估计我爸和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走路，慢慢琢磨好了。于是，可染伯伯、我爸还有一位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意境，新技法，也是找到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爸爸作的《白塔》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很是轰动。但对我说来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那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该走哪条路。你知道我爸是个民间艺术迷，就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他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以后的故事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路，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和他舅舅一样没有拘泥于师傅的窠臼。摄影师镜头下的白塔寺（李玉祥提供）艺术的翅膀一旦硬了，就必须自己展翅自由翱翔。小宝他们家可以算是中院的北房，也可以算是后院的南房。他们的后窗户开在中院，门开在后院。小宝是老大，大名是李小可。如果说沙贝像是孙猴子，那小宝就是憨憨厚厚的沙和尚了。他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五短身材结实有劲儿，难怪后来他一度成为“解放军叔叔”了。他妹妹叫李珠，后来黄叔叔搬来了以后叫她胖妹妹。那时候叫你一个“胖”字，透着亲切，透着喜爱，现在谁敢用“胖”来称呼一个女孩子，她准和你急！最小的是小弟，大名是李庚。人虽小，一肚子鬼聪明。他爸李可染先生就在这个房间画画，写字。同一张桌子也经常用来吃饭，在这张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地窨子。据说，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地下室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现在成了可染伯伯的美术用品储藏室。
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西什库后库，可染伯伯画室的灯似乎就没关过。他和黄叔叔都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他笔耕多年，一直咀嚼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那时候，我们全院的关系，如此地融洽。还没有什么市面价值的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如果喜欢就当时卷走。我们家里就堆着许多爸爸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了。
第二部分第七章 先生们的趣事（2）
我看见黄冑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那时候，黄冑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冑还用整张的高丽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也一度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家讨一幅字，因为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就说：你妈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爸爸和李可染先生（摄于八十年代）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当时就给我写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说：送出去当礼物，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去爆撮了一顿。后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她自己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自然擦肩而过，可我一下子摔了一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匐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她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有什么胡说八道，这时候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