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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呢，说是店主得罪了同行，别家舞场的人来报复；更离谱的，说是那天晚上的月亮太明了，月光化做火苗，把这房子烧了一半。”
起舞（10）
“我相信是月光烧的。”丢丢泪光闪闪地说：“世上只有这种火，才能烧得这么鬼斧神工啊。”
第三章：傅家甸
哈尔滨主要分三个区，道里、道外和南岗。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哈尔滨火车站，是区分道里、南岗和道外的标志性建筑。
先说南岗吧，它是哈尔滨地势最高的地方，传说这条“岗”是条土龙，为哈尔滨风水所在地。南岗曾被俄国人称为“新城区”，那时的中东铁路局、秋林公司、中央电话局、苏联领事馆、日本领事馆以及一些达官显贵的私人官邸，均在这里。今天，它也是哈尔滨的政治中心，省直主要的行政机构都设置于此。
如果说南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话，那么道里和道外就是对孪生姐妹，她们手拉手，守望着松花江。不过这对孪生姐妹的命运和气质是不一样的。
道里是旧哈尔滨的埠头区，一条由花岗石铺就的大街宛如一条青龙，游走其间，给这里带来云蒸霞蔚的繁荣气象。过去的那条中国大街，到处是欧式建筑，旅店、商店、酒店、洋行、咖啡店、绸缎铺、茶庄林立，店的招牌都是中西文对照的。街上可以看到欧洲的传教士，牵着洋狗穿着貂皮大衣的白俄女人，以及开店铺的中国人。那时的中国大街，现在已经叫中央大街，成为步行街了。这街就像个老贵族，遗风犹在。犹太人约瑟·开斯普创办的马迭尔旅店，曾接待过溥仪、宋庆龄等历史名人，如今它就像中央大街的一棵苍松，风骨依然。而巴洛克风格的标志性建筑——砖木结构的老松浦洋行，听不见了点钞声和银币的叮当声，如今它是一家书店，满楼的墨香。著名的华梅西餐厅，也就是老马尔斯西餐厅，仍然经营传统的俄式大菜，其纸包大虾、罐羊、软煎马哈鱼，是来哈尔滨的游客最喜欢品尝的。除了老建筑，中央大街还有新起的玻璃幕墙的商厦和酒楼，这条街繁华依旧，皮草行、眼镜店、服装店、珠宝店、玉器行、美发厅、茶馆、咖啡店、饺子铺、面馆一爿连着一爿，招牌和霓虹灯交相辉映，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说道里是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夫人的话，道外就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农妇了。道外原来叫傅家甸，也称马场甸子，这里曾经是松花江畔的一片沼泽地。随着大自然的变迁，松花江江道逐渐北移，沼泽演变成肥沃的泥土。如果说房屋是果树的话，那么泥土就是能让这房屋开花结果的地方。果然，这片土地迎来了零星的打渔人，他们在岸边支起窝棚，使松花江不仅仅能被晚霞映红，也会被渔火映红。到了乾隆年间，这里出现了阿勒楚喀副都统驻屯戍守的旗兵营房。之后，来此当差的山西人傅振基，被恩准于此落户，开始了垦荒种地。傅振基就像一缕晨曦，引来了一场壮丽的日出，之后，又有杨、韩、刘、辛四户人家到此落户，使它人气渐旺，所以这儿也称“五家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的迁入，傅家甸成了气候。傅振基家开了第一家店，为往来的车马提供粮草、食宿，做着修车、挂马掌的营生。之后，其他人家陆续开了烧锅、药铺、网场、客栈、线香铺、打尖店等。所以，傅家甸从一开始，就是小手工业者聚集之地，虽没有大气象，但最具人间烟火的气息。直到如今，哈尔滨的道外区，仍是大店小店，遍地开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丢丢出生在道外航运站附近的一座简朴的民房里，她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大她十岁，叫傅钢，一个大她八岁，叫傅铁。她的父亲傅东山，是国营理发店的理发师，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妻子生下傅铁后得了产褥热，由于救治不及，猝然离世。丢丢的母亲刘连枝，那时在街道办的火柴厂上班，因为生有兔唇，大家便送了她个绰号“三瓣花”。虽然她身材俊美，眉清目秀，可那朵绽放在脸上的“三瓣花”，似乎散发着有毒的香气，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前来相亲的人。“三瓣花”无疑成了吊在刘连枝脸上的婚姻丧钟。刘连枝二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人手忙脚乱地为他穿完寿衣后，发现他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乱糟糟的，想着他蓬头垢面的上路，于心不忍，就想请个理发师来家里为他理发修面。除了殡仪馆的整容师，没谁愿意给死人理发的。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刘连枝想起了华发理发店的傅东山。他是劳模，报纸在报道他的事迹时，说他对待顾客态度和蔼，技术好，工作以来，从未休过礼拜天。刘连枝便一路打听，找到了这家理发店。傅东山矮矮胖胖的，眯缝眼，塌鼻子，厚嘴唇，穿一件白大褂。他见了刘连枝，愣了一下，刘连枝想一定是自己的豁唇吓着他了。刘连枝说明来意后，傅东山一边点头，一边收拾东西，带上剃头推子、刮胡刀、肥皂、毛巾等理发用具，与同事打了声招呼，让他们帮助照应一下，跟着刘连枝走了。
起舞（11）
傅东山这一去，结了姻缘。他精心地给刘连枝的父亲理了发，刮了胡子，让他面容洁净地上路了。刘连枝感激他，一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就打听到傅东山的住处，买了两斤核桃酥和二两茉莉花茶，前去道谢。傅东山一家正吃晚饭，两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坐在饭桌前，脸颊和领口沾着玉米糊，看上去顽皮可爱。刘连枝放下东西，帮他打扫了屋子，又给孩子洗了衣裳。傅东山送她出门的时候，对刘连枝说：“你要是不嫌弃我们爷仨儿，就搬过来做个伴儿吧。”刘连枝问：“你不嫌弃我的豁唇？人家都叫我‘三瓣花’。”傅东山说：“我老婆死后，我常梦见她。她每回来，总要举着一朵花。这花很怪，不是五瓣七瓣的，而是三瓣！她见了我不说话，只是跟我笑，把那朵三瓣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这梦我连续地做，知道它暗示我什么，可我解不了！直到那天我在理发店第一眼看见你，才知道你就是她打发来的‘三瓣花’啊。”
刘连枝比傅东山小六岁，而且傅东山又拖着俩孩子，所以刘连枝的母亲坚决反对他们结婚。她的话说得很难听，说是女儿上边的唇豁着，下边的唇可是一朵未开的花苞，凭什么嫁给你一个死了老婆又带着两个小鬼的人？可是刘连枝下决心要跟傅东山好，三天两头就往那里跑，直到有一天跑大了肚子，刘连枝的母亲这才撒手不管了，给她做了两套行李，打发她出门子了。
刘连枝喜欢傅钢傅铁，对他们视如己出。她担心生下的孩子是豁唇，临产前忧心忡忡的。当护士把刚分娩的孩子抱给她，她一看一切正常，喜极而泣，对着孩子粉红的唇亲了又亲，当即给她取名为“傅红唇”。刘连枝对丈夫说，咱有了红唇，儿女双全了，不再要了。所以女儿两岁时，刘连枝做了绝育手术，一心一意伺候这仨孩子。
丢丢六、七岁时，开始闹着改名字。刘连枝说，一个小丫头，叫红唇多么豁亮啊，不能改！可丢丢说，我要改，我要改！傅东山问她想叫什么？是想叫秀珍、红玉、天芳还是金玲？在他心目中，这些都是女性最美的名字。丢丢说，我才不叫什么“珍、玉、芳、玲”呢，我要叫丢丢！刘连枝说，哪有女孩子叫丢丢的，太难听了，不行不行！丢丢说，难听你们怎么一到了晚上老要偷着叫“丢了——丢了——”，叫得那么高兴？看来“丢”是美的！我要叫最美的名字，我现在就是“丢丢”了！
刘连枝和傅东山臊得满脸通红。他们文化不高，但读过两本私藏的古典小说，没想到从那里借鉴来的房事的秘密，就这样被天真的红唇给听去了。他们对丢丢说，“丢”不是个好事，是丢人的事情，你可不能叫丢丢！丢丢又哭又闹着，说，我不叫红唇，我就要叫丢丢！父母无奈，只得说，你的大名不能改，都上了户口了。你想叫“丢丢”，只能让它做你的小名了。丢丢说，叫小名也行。
红唇成为丢丢的时候，文革正在高潮。两个哥哥因为根红苗正，整天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街串巷，揪斗知识分子。他们一回家，傅东山总要唉声叹气，说是他虽然大字不识几斗，但是明白读书人是世上最单纯的人，对他们动武，就跟在庙里吹灯拔蜡一样，是造孽的。傅钢顶撞父亲说：“书读多了就反动了，不斗他们斗谁呀！”傅铁则白了父亲一眼，奚落道：“你懂什么？你白天只知道给人剃头，晚上就知道跟一个三瓣花‘丢了丢了’地叫，一身的奴性和动物性！”
傅东山气得脸色发青，他扬起胳膊，狠狠地扇了傅铁两巴掌。傅铁的唇角出血了，他捂着嘴，哭着对父亲说：“我妈死了，你找来一个三瓣花不够，还想把我也扇成三瓣花呀？你扇吧，扇吧！”那时丢丢才朦胧觉得，自己跟两个哥哥，并不是一个妈的。
不管傅钢傅铁对父母态度多么恶劣，他们对待自己的小妹，却是格外呵护。有一回丢丢在巷子里跳猴皮筋，她边跳边唱：“猴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这时从屋顶忽然传出一个男孩阴阳怪气的唱和声：“猴皮筋，我会跳，三瓣花开我知道。春也开，秋也开，风吹雨打花不落。”丢丢听出来了，这男孩是百货公司卖布的王店员的儿子王小战，比她高一年级。他非常淘气，如果学校的玻璃被砸了，十有八九是他用弹弓打的。周围的人，都知道刘连枝的绰号“三瓣花”，丢丢明白王小战编的歌谣，存心是气她的。丢丢哭着跑回家，把王小战唱的歌谣跟两个哥哥说了。他们二话没说，拉着妹妹，冲进王小战家，把他揪到巷子里，让他跪着，用猴皮筋勒着他的脖子，说是如果他不跟丢丢赔罪的话，就让他见阎王爷。王小战被勒得脸色发青，他哆哆嗦嗦地唱了另一首歌谣，为丢丢赔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