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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保 �
吕谭平的确让柳传志恼火，他们在1988年底与Quantu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亏损。那段大亏损历史，吕谭平后来描述说：“Quantum公司初办时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不好，致使资金积压、军心动摇。Quantum是被联想买下来的公司，它原来的老板拥有股份，同时也在Quantum管理层任职。此时对公司的前途大感怀疑，所以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到1989年6月，仅仅半年时间，柳传志在的100万美元贷款便“亏得快没有骨头了”。面对前所未有之挫败，一向刚毅的柳传志焉能不怒！
离开北京前，柳传志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张祖祥，要他不要向吕谭平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吕谭平到机场接他。他怕自己一见到吕谭平便无法遏止胸中怒火，在机场便对他进行痛斥。他并非照顾吕谭平的面子，他可不想在机场发一通火了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让吕谭平从此不敢造次。
柳传志将所有人都叫到面前，他满腔怒火。他咆哮着，几乎语无伦次：“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
柳传志不仅仅想咆哮，不仅仅想“打吕谭平的屁股”，他要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借助愤怒，他宣布将蒋国辉撤职。蒋国辉大感委屈，说是愿意就此退股不干。吕谭平见蒋国辉要走，急忙要他按比例还清债务。柳传志摆手道：“蒋国辉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没有让蒋国辉还账，即或放在今天亦属国有资产流失，但若蒋国辉不曾退出，以他在联想所持股份，至少可摇身而变为百亿富豪。
吕谭平后来说：“1989年6月5日，柳董事长从北京赶来，改组了董事会，调整了管理层。任命我担任Quantum公司总经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愿以全部家产做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柳董事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地狠抓产品质量，加强管理，建立制度，很快使生产走上了正轨，产品一次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
吕谭平起初犹豫得紧，抵押全部身价毕竟不比生意场上的打打闹闹，若是输了便一无所有，输个精光。他后来有一次心有余悸地说：“对我个人来讲，这第二次投资确实是一步险棋。第一次投资是我们几个同伴解散导远公司，完全并入联想公司，当时真是毫不犹豫。但这一次就不同了。香港联想有固定的收入，经营前景很好，财源不断，而Quantum公司是办产业，有很大的风险。”
柳传志觉得他们在国内赌的是政治前途，如果输了便全盘皆输；香港商人没什么政治前途，真正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最要紧的东西便是身价性命，所以他便要吕谭平拿出最重要的东西抵押给银行贷款，彼此付出，共同承担风险。吕谭平回忆的这段往事，正是柳传志后来多次说起的“捆手榴弹”，意即要同生共死，活下去便一起活，爆炸了便同归于尽。柳传志的凶狠，尽显于此。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7节 瞎子和瘸子的故事
虽然人在香港，但柳传志的擘画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节奏。他把事情的结构简单化，把联想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借以推行行政上的管理。他的布局之意，大凡对联想稍有研究之人，均能领会。
1989年 11月1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先是在这一天联想的“奖金发放原则”出台实行，规定利润的20％作为奖励基金。接着，便在海淀剧院搞了一个场面宏大铺张的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
那一天宣布了科学院11月10日的任命，成立了联想的8人董事会，曾茂朝、王树和和张大刚是国有资产代表，柳传志和李勤是公司职工代表，倪光南是科技专家，佟柏华是财经专家，吕谭平是港方代表，其中佟柏华的身份，颇类今天的独立董事。曾茂朝担任了董事长，柳传志成为副董事长。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现在，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遍布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踏马看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瞎子背瘸子”是他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是3家公司合资，之所以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因素——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计算所公司）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这样的合作，“对香港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柳传志他们进军海外，有时不仅需要顾及攻势力量，还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所以，任何假说都不能以一种力量做主，缺乏众多色彩，继而造成无法贯彻到底的压力。他们也不能保持一种雍容的气度，等待被打破的瞬间。他们必须通过自“减”来获得最大的“加”。
柳传志参加了好几次欧美的计算机展览会，他几乎没看到中国产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他说，“因此，要想挤进去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我们卖‘二锅头’的价。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具有竞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优质低价的产品已经在紧闭着的国际市场大门上凿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插进去了一只脚，最后一定回抢上一块地皮。”
柳传志回首一年多来，联想在国际市场上“试探着下了几个棋子儿，眼下兵马未伤，棋势相当好看，令人跃跃欲试。”但有时候他也会想起他们在香港“准备卖掉汽车退掉房子，捋起袖子，重打鼓另开张”。他们曾如此压抑，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把手榴弹捆绑起来一起生存下去，还是一声巨响、同归于尽。
第三部分 马雪征的回忆第28节 “联想电脑”
一个决定联想命运的时刻。一个柳传志梦寐以求的结局。联想在1990年获得机电部批准，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
联想获得批文实属不易。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部有许多直属生产厂，因其为“嫡出”，便自然获得了生产许可及各种政策上的优惠。联想是“庶出”，自然受到歧视。当日电脑暴利，谁拿到批文，谁便得到了拾金子一般的机会。
1990年，联想终于捞到这样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柳传志“曲线救国”终获成功。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外国计算机开始大量涌现在中关村。它们的出现既推动了中国计算机业的普及与应用，也使那些一度靠批文生存的中国计算机厂面临巨大压力。
既然决定推出自有品牌电脑，为避免自相矛盾，联想不得不宣布不再在内地直接代理AST电脑。柳传志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如今无法估量，但其损失之大却令人咂舌——头一年，香港联想代理AST电脑的营业额超过2亿，利润几近2000万港币。
若现存史料全部可信，那么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的那段时间，柳传志与李勤曾与AST高层谈判，他们试图说服傲慢的美国人接受一项建议——生产“AST联想”联合品牌电脑。但AST表现出的傲慢摧毁了那桩谈判，也摧毁了自己的前途：“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柳传志与李勤既然遭到AST拒绝，便洞晓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无出路，即使成功也只能扮演陪衬角色。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反而使自己找到了出路，也看清了那些跨国公司可憎的面目。
既然李勤与倪光南均极坚定要做自有品牌电脑，柳传志也以造自己的电脑为梦想，那么分步骤抛弃AST便成为一个“阴谋”。AST当日并不清楚联想的“阴谋”，等到柳传志下手，AST在中国市场迅速衰落时，他们才痛感当日的傲慢与偏见。
联想最初安排了不多人成立了一个部门来负责AST电脑的代理业务，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的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到了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