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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说这番话那一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不是因为柳传志，而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在两天后的1月19日亦即腊月十五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春天的故事”。
3月12日，联想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柳传志回顾了1991年，告诉那些年轻人面对全球化时联想所要采取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有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中国很多企业进行股权改革的时候，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却迄无成功的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柳传志也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这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李勤在那天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1。8万—2。5万台，汉卡销售2。5万—3。5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1。3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的、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知道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倒，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的电脑至少获得15％的毛利才可以活命，这其中包括3。45％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1。5％，加起来15％的毛利勉强可以度日，“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国内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以为他为了加快步伐而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也不曾像柳传志和李勤那样把青春献给了联想。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
第四部分 斯巴达克方阵第34节 香港艰难上市
柳传志一直想让联想上市，这是他“金色鲤鱼跃龙门”计划的最后一步。1992年春天，中科院、体改委、新技术区、科委的人连续不停地找柳传志和李勤，他们希望能够促成联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巨额贷款已给联想和柳传志、李勤“带来非常大的压力”。1992年的时候，他们的流动资金不过4000万，贷款却达到两三亿。愿意对联想进行投资的人多不胜数，但无一例外地遭到柳传志的拒绝。有时候联想的“干部”们会觉得奇怪，只有柳传志和李勤他们知道：“凡是要投资的人认为他们投一块钱和我们的一块钱一个价，我们可不这样认为，我们要的是我们投一百万，最起码等于你投一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的声誉在那儿，经验在那儿，这些东西国外非常理解，只要股票一上市，一块钱股票外边要二十块钱的时候，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咱们怎么舍得我拿一块你拿一块咱们对半分？”
柳传志他们赖以与投资者谈判的资本，除了联想的业绩与声誉，还有其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他有时候会教育那些“干部”说：“我们跟银行贷款又不是贷不下来，而且我们目前没有冒很大风险。”他告诉他们，等联想股票上市，资金立刻会有“大量繁殖”。
仅仅让股票上市显然不是柳传志最终的目的，让鲤鱼跳过龙门只是联想成长中必经的一站。他一直想使联想变成真正的龙，变成能够与IBM比肩的“蓝色巨人”，至少“动一动就要对中国的计算机行业本身产生点震动”。
1992年，柳传志多么希望联想这尾“金色的鲤鱼”能够跳过第一个门槛，但历史却发生了转折。在深圳，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意外地在香港跃过了龙门。
马雪征有一次说起吕谭平的性格，说吕谭平想做大事，“但是他不是按照做大事的方式方法去做大事。”吕谭平曾拿出几万股个人所持股票私下分给其下属，而非公开奖励。柳传志虽未做出评价，却暗示吕谭平不懂得现代化、制度化的管理，而是以“收拢人心”的方式，以求获得其部属的信任与支持。
马雪征从吕谭平的行动中看到其管理能力之缺憾，她评价说：“他不是建立团队，他是一种香港老板式管理，不是一种规范化管理；甚至文化理念上，都不是同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业务策略上的种种失误。”
马雪征后来猜测，柳传志坚持香港联想上市，可能牵扯若干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香港联想如果上市便成为公众公司，任何行政命令都不能随便插手其内部业务，“联合交易所上市”及“我们有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挡箭牌。
“第二个想法，确实想规范化管理一间公司。他觉得像吕谭平这样管不行，他又北京香港两处跑，必定不能走向大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上市会起到很好作用。”
1993年，香港联想规模尚小，上市时只有六亿多资产。柳传志及吕谭平又面临政策限制，这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行动突然受挫，而大感上市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1993年，很少有红筹公司在联合交易所上市，更没有“红筹”这个概念。当日上市的香港联想，是注册于香港的公司，上市的资产也只牵涉包括主机板和分销代理业务的海外资产，完全与北京联想的PC业务无涉。
然而，中国突然有了个证监会。联想向联合交易所递交上市材料时，北京的证监会认为，香港联想控股股东为内地企业，其在海外的控股资产上市便等于内地资产上市，须要经过严格审批。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镕基打了报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证监委主任的后者与周为同学。朱镕基做了批示。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整整半年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
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向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
第四部分 斯巴达克方阵第35节 转折点
1993年的联想面临着新的转折，除了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外，那一年联想没有完成自己的销售指标，说是要销售3万台微机，事实上只卖出了2万台。
一场管理思想大讨论不可避免。他们管理上的确有问题，似乎每个部门都完成了指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想却没有完成指标。他们看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其内部却受高度的计划经济影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自以为为联想付出了青春，联想得到的却是苦恼人的结局。
这个苦恼人的结局使联想的权力现状不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喜剧，而使新老交替的话题再次炽热起来。其自“孙宏斌事件”之后，始终未出现年轻人集体性获得权力，那些年轻人大多经过“入模子”的洗脑，已经显示出其对联想文化及“大船思想”的认同，“孙宏斌事件”又其对“开小船”的下场心有余悸。他们似乎愿意接受唯唯诺诺的现实，但历史自有其内容，年轻的冲动与活力并非一场“孙宏斌事件”所能遏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接受平凡人生，却隐藏着不可压抑的郁气，需要爆发的契机。
事实上，1993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足以证明那一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风尚的航标。《变化》一书中写道：“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