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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敢寄给他。
我推崇“一本书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那样做。我不是历史学家，作为新闻记者，我最多只是为历史学家搜罗素材的仆役。我之所以没等历史的河流将稍纵即逝的细枝末节淘汰尽净，就在仓促间为这个时代推出一本本非虚构作品，是因为我笃信，时代越越富于变化，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为浓烈。处于两个历史时期交错转换尚未结束的节点上，写书这件事，对我来说，无异于议题设置理论指导下的一件趣事。
就动机而言，有人觉得我着眼未来，而我看重的不过眼皮底下这点虚荣和利益。曾有同事议论我“拼命写书”，意在个人品牌的塑造，图的是长远，而我呢，很遗憾，截至当下，我从未将写作这件事当作一辈子的事业。
如前所述，我的写作是件顺势而为的事，但是，与写字沾边的事，总是要耗费精力和心力的。我不辞劳苦地做这件事，除了顺便挣点版税的考虑之外，更为长远的动机，则是一个年轻人妄图证明自己的虚荣心。十部书稿，书写的是我这样一个乡村青年，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渴望被城市接纳，渴望赢得光荣的心路历程。
2005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在香港图书馆的查询系统，无意间查到了自己的书，进而，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转到旁边的书店，我又看到自己的书，简体的，繁体的，摆在那里卖。毫无疑问，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尽管我对所著图书的缺陷心知肚明，尽管我知道虚荣心是一种慢性毒品，当我的非虚构作品进入一些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参考阅读书目，或者被中英文媒体所报道，当我因为这些书被英美国家的外交官约访，并收到美国驻华大使邀请访美的信函，我还是摆脱不了这种慢性毒药的伤害。
苛刻地说，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这一切，与我的光荣与梦想无关。
就理想而言，有人觉得我很有，而我说我几乎没有。正如新闻理想之于我的职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念头和行为，的确也在某个短暂的时刻某个特殊的个案上闪现过，可是，更多的时候，我所想的所做的，只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
扪心自问，我能写出十本书，浪得一点点虚名，不在于自己有什么高贵的理想，更与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毫不相干，因而，我不从敢大言欺世，虚妄地拔高自己，用理想之类的大词骗取人们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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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偶有大学邀请我跟学生们交流心得。除非万不得已，我从不愿意去大学的讲台上胡说八道。大学是个讲究理想的地方，我在新闻和非虚构写作上的世俗心态，说出来可能会让课堂蒙羞，不利于理想的激荡，说假的，自欺欺人，犯不着。
就态度而言，有人觉得我不严肃，而我觉得自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在坚持严肃写作的朋友们看来，十一年拉扯出十部书稿，简直就是胡闹。我不敢高声反驳，因为我的确有很多把柄。
我写得太快了，以至于疏漏多多。谈得上费心的《南平寓言》，问鼎浙江省图书出版一等奖的时候，竟因为错别字过多，在公示阶段，被撤了下来。最让我惭愧的是，那本为我赢来虚名的《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初版的书名，离谱地将“影响”错成了“决定”，看上去似乎是该书编辑的错，其实，是自己的漫不经心所致。
我承认，总体上，我没有将写作当作生命中的什么大事。可是，说我毫不看重自己的书稿，也不合乎事实。我晓得，内心中，我从不敢“娱弄”，更不敢愚弄写作这件事。我的书绝大多数是非虚构作品，我对“非虚构”的看重，使我讨厌别人说我的书是报告文学，也反感别人说我是作家，我总觉得文学是虚构的，作家是编故事的。
或许，这就是我留存心底的严肃的一面。有时候，我很想写部小说，可是，担心别人说我是一个编故事的人，从而联想到我的非虚构写作可能是虚构的，我就作罢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会这么注意我呢，如此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但我并不觉得这样的“忧天”有何不好，起码，它让我对非虚构保持了哪怕一点点的敬畏。
就生意而言，书商反对我自谦，我则希望守本分，莫吹嘘。虽然我没有将写书当作千古事，没有按照经典的标准对待自己的图书，仅仅将之视作一件件抛出时代议题供众人言说的商品，可我却不愿意效仿畅销书的炒作方式，把每本书都当作一个商业项目去营销，或者装腔作势地扮天使，绕了许多圈子，本质还是卖书。
起初，期待书的热销，版税的可观，我也依照出版商的吩咐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找名家写序推荐什么的，凌志军老师，胡福明前辈，都举荐过我。而后，一来担心自己坏了举荐人的名声，二来反感自己扯着头发往天上拽的个人营销术，就慢慢淡漠了下来，觉得还是本分做人的好。
翻翻书架上自己的书，虽也时时考虑到迎合读者，但底线却不愿意突破。因为知道自己的底色，所以，从不敢自命不凡地吹大牛。有一回，我在一本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既没什么文学价值，也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出版社的编辑一看就急了，觉得这样不妥。我反问他们，你说现在每年出版的数十万图书中，有几本有文学价值或者历史价值呢？他们说，那不管，总之，你不能这么说。自贬是需要资格的，而你呢，还没有牛到那一步。
于是，我就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先是真实地自嘲一番，再爬到本分的底线上，摇摇晃晃地说几句自吹自擂的口水话。（作者博客）
2．评胡舒立、章敬平及《新闻人的江湖》
我一直想给章敬平（前《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记者）的新书写个书评，一是因为书名很炫，叫《新闻人的江湖》，另一方面，从去年十月开始，新闻业“江湖”不太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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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十一长假”之前，我就陆续听到有关《财经》杂志变局的各种消息之后的故事极富戏剧性，原主编胡舒立和大部分采编团队成建制地跳槽，意图创办《财经新闻周刊》，现在又有了新的方向，“入驻”《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的两次选择，确实让我这样的旁观者“措手不及”，我不敢也不能对其中任何纠纷下任何结论，只是觉得怎么会是《财经》？怎么会是舒立？她又怎么会选择《新世纪周刊》？
当我安静下来，你会发现，你还挺在乎她的。你在乎她是否能找到合适平台，继续打造她的新闻帝国，你尤其在乎她能否将新闻专业主义坚持下去，并影响更多的人，并影响我们的国家。
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晃来晃去十几年了，她所倡导的精神已经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念。回到章敬平，拿两人做类比，在细节方面有太多不同，但在大逻辑上，又有诸多相似之处。
即使是强大到如胡舒立，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亦有种种艰难，甚至让人觉得荆棘满途，又有多少有天赋、有憧憬的人能够继续坚守？
章敬平就干脆选择了改行，在《财经》变局之前两个月，他悄悄且彻底地淡出了新闻圈，离开报馆进入律师行，如无特殊情况，《新闻人的江湖》是他留给新闻界的“最后遗产”。考察章敬平的从业经历，你会从他的身上，看到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殊为不易。
我曾和他开玩笑，“你可算著作等身了，从《向上的痛》开始，《中国的自我探索》、《南平寓言》、《浙江发生了什么》等等，好书有，但大多书都不值一读。”
坦率地说，我挖苦他的同时，也要肯定，能出这么多的书，至少说明他一直保持着思考的冲动。
他确实一直在思考，完善他对新闻业的理解，在他的探索成果里，我认为最可贵的就是我前文反复提到的，他对新闻专业主义，从不理解到坚持：新闻记者不该是一个低门槛行当，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工种，新闻记者不应*表达意识形态等等。
在他的后期新闻作品中，最引起我兴趣的不是那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而是两篇专访，一是《对话李金华之十年审计路》，二是《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如何破解》（专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采访幕后故事在《新闻人的江湖》中有特别披露）。
在私下场合，我曾和他的领导说起，就凭两篇文章，章敬平也对得起《南方周末》报社给予他的“高级记者”职称。出于对这两篇专访的热爱，我“背着他”在FT中文网撰写了两篇评论《李金华：孤独的监督者退了》，《中国宗教政策新思路》。
专访审计长的报道，我在评论里说，“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大夫乐于将‘白纸黑字’作为自己在历史中的定格。李选择这家报纸，这个向来被中国知识界所赞赏的媒体来道别公众——定格意味则更为浓厚。”
从他的专访中，读者看到了李金华作为审计长的“最后思考”，阅读整篇采访，我可以忽略章敬平的存在，而去尽情欣赏实际上被章敬平“掌控”的话题。
对国家宗教事务局长的访问更是如此，通过章敬平的努力，让主管这一工作的核心机构领导人直抒意见，让读者从中读到中国宗教政策的相对真实的逻辑，而这一政策是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我在评论中说，“叶的谈话充满个性表达。这篇访谈几乎是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摊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叶小文的特殊身份──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可以认定他的观点代表最高层。访谈也许会让西方批评者茫然，比如，官方对宗教的态度，并非外界猜测的那样，完全排斥，相反，*领导人在7年前就承认宗教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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