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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日本人民的福，差不多有半年，我那儿天天大张宴席，吃的全是螃蟹和海鱼。最后大家也吃腻了，抹抹嘴，说：“改节目改节目，老打啤酒罐多没劲，现在枪法也练得不错了，打野鸡去！”说话又坐满了一车。可就在这时候，车出毛病了。一拧钥匙，什么动静没有。又试，还是没用。有聪明的判断说：“甭问，准是轮胎没气了。”可一看，气挺足的呀。更聪明的就说：“傻瓜，都下去！坐这么多人，当然发不起来啦！”
所有的人都下去了，还是发不起来。最后只好把车推到了修车站，让一个墨西哥的小胡子端详了一番。朋友们给他递烟，哄他说：“我们都喜欢你们墨西哥的玉米饼子，特文化！这车我们知道，没啥大毛病，弄点油润滑润滑就成！”小胡子听了乐不可支，接过烟说：“好说好说，明天来取吧。”我追问一句：“您看这得多少钱呢？”小胡子想了想，说：“既然大家都喜欢玉米饼子，我给半价，只收五十吧。”
第二天取车时，小胡子变卦了。他说我的车因为电池没电，受了极为严重的内伤，因此在修理的时候多花了一倍的功夫，工钱也得多一倍。我有些生气，说：“五十块可是你说的——没金刚钻你别揽瓷器活啊。”
“金刚钻？有金钢钻我早享福去了，还在这儿修车干吗？一百五，一手交钱，一手交车。”他一点也不含糊。
“什么？就算加一倍也不能一百五啊。”我急了，众哥们儿则七嘴八舌地给他补习算术。
可他也有他的理：“你们不是喜欢墨西哥文化吗？俺们墨西哥就这么算；其实一百五也没修好。干脆，你放下五百，我给你彻底修修吧，”说着他把车盖子打开，指着一个大王八似的东西说，“你看，这就相当于车的心脏，你摸摸——挺凉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上去一摸，是挺凉——而且还不跳，一时哥儿几个也没话了。
“心都不跳了，即使抢救过来，也得半身不遂，”他说着，又把车里一根黑色的管子揪下来，“看吧，这是血，都成啥颜色了？”水碧绿，哗哗地往外流，的确太肆恕Ｎ铱此プ×硪桓茏佑忠荆南胙芏季径狭耍遣桓嫱炅寺穑扛辖衾∷担骸氨鹁颈鹁荆樱腋恍新穑俊薄 �
“五百？”他满怀希望地问。
“五百可没有，还是一百五吧。”
“那可保证不了质量。”他失望了。
“没关系，我认了。”我交了钱，拉众人上车。可才开出去半条街，车子一口气没接上来，又不动了。回头一看，那家伙正冲我们乐呢。“说了保证不了质量嘛，”他得意忘形地走过来，“怎么着，还是留我这吧？八百块，我担保你这辈子再也不用修它了。”
涨价涨得这么快！这次他是真正地激起公愤了。哥们儿里有一个特鲁的，一把就把他提了起来，说：“找死说话，别他妈笑得跟个娘们儿似的！”大家哄然一声说打，有一位把汽枪拿出来了：“鸦，说吧，先灭丫哪个灯泡？”我也急了，说：“我操，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么大的事一时哪决定得了？咱们先回去商量一下，明儿再下手吧。那谁，先把丫放下来。”小胡子双脚落了地，浑身都发抖。我问：“再问一遍，全修好到底多少钱？”
“九百。”他把头扬起来，完全士可杀不可辱。我太想当场成全他了，可我也真让他给惊呆了。要知道他是墨西哥人哪！就是一天到晚，苍蝇似地聚在边界上，为了进美国什么都干的老墨。他居然表现出这样的气概！我牢牢地盯着他，足有三分钟没说话，最后我挥挥手：“好吧，一天之内不能有两个英雄倒霉，车，我不要了！”
显然我这话也把他震了。他一愣，不甘示弱地说：“好吧，今天你倒霉，明天轮到我——我开个拖车，帮你把它扔了。”
我一言不发，转过身，走了。众哥们儿送葬似地跟着我，他们长久地沉默。“喂，我说，”最后我走累了，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哥们儿那两句话真够掷地有声的啊。”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
“阿Ｑ。”一个哥们儿说。
“啊？”我跳起来，可马上又坐了下去——我发现所有的人都阴沉地看着我。
晚饭是照例的宴会时间，各哥们儿又带着饥饿的表情来了。他们习惯性地打开冰箱，发现既没鱼也没蟹。他们拿冰箱撒气，把门摔得砰砰响。“轻点行吗？我写作业呢。”我刚说了一句话，马上遭到七嘴八舌的攻击。“螃蟹都抓不成了，还写什么作业？”“不行，我得有鱼——吃惯了。”“这样可不行，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打牌吧。”我想了一个办法。这办法倒也没人反对——没鱼没蟹，那也只好吃猪了。打牌也上瘾，连打两夜。第三个晚上我宣布：“车已经修好了，明天就可以去打野鸡了。”众哥们儿喜出望外，问：“这么说你还是交了九百块钱了？”我解释说修车一分没花，小胡子已经修好了，明天就会送来的。可在座的没有人肯相信。
“这不可能。”直到第二天，他们坐进车里还是不信。那时我也只好把致小胡子的信拿给他们看了。
信是这样的：
修车铺主小胡子钧鉴：
在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话叫“人不自觉，鬼都害怕”。看看你干了什么吧：你把我的车偷走了！今天你还竟敢在大街上开来开去，你以为我不会使照相机吗？你以为相片上不能有日期吗？你以为我没有车契，而爱吃玉米饼子的中国人就不会上法庭做证吗？
你可以这样以为，但是你必须在明天上午十时前把车送还给我。
此致上当的敬礼
也让人蒙过一回的鸦
第二部分养鸡记
小时候我喜欢跟人家比扔石头，看谁扔得远。我觉得三妞和其他人都不足为患，只有麻敲子是劲敌。他长得像鬼子小队长，石头老是扔得比我远那么一点。我很生气，可没办法，因为他是我养鸡的同伙。
我养鸡的对手是高老太太，我发誓要比她养得更出色，连鸡窝都要比她搭得堂皇，所以召集了院里的小孩，到工地上去偷砖，然后翻墙到隔壁院子里去揭石棉瓦。当然，我是不干这些个粗活的。我考虑的是设计问题。考虑得差不多了，材料也偷够了，这才能正式施工。
开工那一天盛况空前，一圈儿小孩儿，个个拿着铁锨提着桶。我一声号令，话音还没落，地下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里头还放了水。三妞光着个脚下坑去踩泥，说不这么干这泥就和不匀。麻敲子看出来她实际有玩水思想，有些眼红。这人野蛮，他不说什么，一把就把三妞推开了。三妞是一个娇小姐，三岁描口红，四岁烫头发，到了六岁，已经搓个纸卷叼起来，学着她爸爸抽烟了。现在竟被这样简单粗暴地一推，真是成何体统？所以她马上就大哭起来了。这样哭太影响士气，可我不是她的家长，不能管教她（其实她家长也不能），所以我便把麻敲子调去砌砖了。
与此同时，高老太太也在搭鸡窝。她可没我这人缘。她是军人出身，曾跟某政要的太太一起当童养媳，从死（四）川逃出来便当了兵。她现在退了休，没什么事可干，遂以院长的身份，对院里各户的家政做些指导。她走到我家，语重心长地对我妈说：“小孩一定要‘捶’，不捶的孩子绝不会有出息。”我妈自然是极希望我出息的，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讲究效率的人。她信以为真地说：“那等会儿我就捶几下看看吧。”
妈用拳头捶了我几次，功课仍然三分。于是换用鞋底子和搓板，终于把我捶伤了心，愤然决定再也不出息了。幸好在我们院里，没出息的孩子占绝大多数，可以狼狈为奸，跟高老太太作对。高老太太没有喽罗，只有家将。说来也怪，过去她以打仗为生，据说什么草根啦，树皮啦，凡神农吃过的她都吃过，甚至于神农没吃过的（例如清炖皮鞋帮子）她也吃过。可她却向杨老令公的太太佘太君学习，在吃皮鞋帮子的间隙里生了六个军阀似的儿子和一个花瓣儿似的女儿。军阀一律秃瓢儿，把自行车的座子亮晃晃地拔起来，来去如风，不知谋干什么大事。花瓣儿则扎一缕红头绳，端一碗瓜子，在小凳上坐着，成年累月地破坏环境卫生。当然，盖鸡窝这种事指望不上儿子们，高老太太遂启用了花瓣儿。
可花瓣儿哪是和泥的人？她兢兢业业地挖了半天，只挖了盘子大一个小坑。她往里头放了点水，用一根火筷子小心翼翼地搅来搅去，我问她是不是在淹蚂蚁。她瞪我一下，说：“德性！”我很好奇，问：“为什么你老叫我‘德性’，难道我没别的名字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把她难倒了，她眨了半天眼睛，我见她又要张口，便抢着说：“德性。”她见我替她说了，很是愕然，眼睛瞪着，说不出话。我也学着她一瞪，也不说话。两人正在瞪得热火朝天，突然有人过来，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个暴栗子。原来是高老太太，横眉立目地说：“大家都赶火（干活），揍（就）你闲着！”
这老梆子！我气得要死，跑开时我想：死川话死川话，丫可真够吕洞宾的。
鸡窝落成了。它是由房子跟笼子两部分组成的，总体设计思想接近动物园的鸟山。外边用铁丝编成网，围出很大的活动空间。里面有一座房子。这房子的墙上边红，下边青，顶的颜色是绿和黄，总之就是故宫那种富丽堂皇的颜色。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