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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青，顶的颜色是绿和黄，总之就是故宫那种富丽堂皇的颜色。我走进去看一看，这个漂亮！再放一把龙椅，从这里统治全国老百姓绝对不成问题。第一层的地板是用向日葵的杆儿造的，这是根据老家厕所里茅坑的原理，杆与杆之间有一两寸的距离，如果鸡拉屎，就会漏到下面的大坑里去。大坑里本来应当养猪，现在没有，所以我在旁边设计了一个出粪口，将来就从那里掏粪，掏出之后可以直接用于旁边的美人蕉花圃。第二层我设计了一排窑洞，类似西藏布达拉宫墙上那些小炮眼儿。我在每个洞里都放了柔软的金黄色的稻草，大致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宿舍。已婚的每对分配一间，在里头做该做的事。当然，惟一不同的是将来我会把它们的后代煎了吃掉。房顶我是采用西式的，角度比较斜。我看过一些北欧童话，注意到为了防雪，屋顶非得这样设计不可。
这个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于一身的工程吸引了许多大人的注意。他们围过来，啧啧称赞。等到他们知道设计师是八岁的我时，都惊奇了：“呀，这孩子，聪明！”我根本就懒得理他们，从我懂事的时候起，人们便一迭声地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只有高老太太不屑地撇了撇嘴，不用说，她的意思是：“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根据麻敲子报告，高老太太曾在傍晚的时候，以散步为名考察了一次我的鸡窝。对此我马上提高了警惕。果然，第二天工地就派了一个人来。他把我们叫到一起，问：“搭鸡窝的砖是哪来的？”大家对看一眼，指着三妞异口同声地说：“你问她吧。”三妞尖声大哭，在地下打滚，那人吓了一跳，急忙走开了。大家都说我这个计策使得妙。
但是高老太太也不是吃素的，她站在院子里，用死川话大声说：“我在老家养了四十多只鸡，妹（每）天都放出去吃虫子！”院子许多人都倾倒了，承认她是喂鸡圣手，毕恭毕敬地请教她。我却从不服她：死川是她的，北京可是我的。我的人每天上学都抓一些吊死鬼回来。吊死鬼也叫槐蚕，喜欢用丝把自己吊起来乘凉。小的时候它把纤巧的身子弯起来，甚是凄凉可爱。大了以后它越来越难看，最后终于蜕变成“金刚”，丑到可憎的地步。但是对鸡来说它的味道正相当于五香花生米，所以抓吊死鬼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最高潮的时候，本来见了虫子就会尖叫的三妞，为了一只肥大的吊死鬼，竟跟麻敲子互相唾起吐沫来了。
鸡吃了大量的吊死鬼，羽毛中透出隐约的绿色，表情阴阳怪气，仿佛随时都会上吊。我打一个寒战，脑子里突然冒出“将来是要死的……”觉得不大稳便，于是派人去侦察一下高老太太。那时她的鸡窝刚搭成，泥做的墙，顶上用碎油毡盖着，很像小人书上日本鬼子的破炮楼。侦察的人说，高老太太派了花瓣儿去喂鸡。花瓣儿亲切温柔地叫：“咕咕咕，咕咕咕……”一面把一种玉米粒儿大小的神秘东西撒进鸡窝。鸡一拥而上，吃得兴会淋漓，有一只黄色的鸡为了抢食，把另一只的冠子啄出血来了。
傍晚，我和麻敲子趴在房顶上，从高老太太家的天窗里往下偷看，只见高老太太正在洗脚。她的脚很小，五个脚趾头并在一起，尖尖的显得很可笑。不知那脚为什么那么宝贵，她不厌其烦地洗了又洗。最后洗完了，她却不去做鸡食，反而不慌不忙地剪起指甲来了。这么懒的老太太实在是少见，我和麻敲子都生气了。于是轻敲一下天窗，说，“咕咕……”可是她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我们再叫，她仍然没有注意。叫到第三声，她抬起头，喊：“来呀，给我用这盆水浇一浇房顶的小崽儿！”我们还没醒过神，高老太太家那六个秃瓢中的一个已经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就听“哗”地一声，我和麻敲子都被浇了满身洗脚水，差点儿从房顶上滚下来。
最后三妞出动了。她用一包五香瓜子从花瓣儿的口中套出了真相：高老太太的秘密武器是白菜帮子。她把菜帮子剁碎，掺上棒子面再喂。我们这才明白什么老家啦，虫子啦，都是兵不厌诈。好的食谱，应当在五香花生米之外再加上正餐才对。
比方乡下人吧，一天到晚的高粱面大窝头吃着，可是他们仍然体格健壮，孩子也很多。当然，为了赌这一口气，菜帮子我们是不会用的。我们争到怒气冲冲，最后三妞说：“她妈妈说过，西红柿有“卫生素”，吃了之后脸蛋红。”她理直气壮地说：“既然这些鸡的脸绿，用西红柿当然是最好的了。”
我们拿着网兜儿到菜市场去，在菜篮子和老太婆的腿之间钻来钻去，为了抢一两个烂西红柿和街上的野孩子打架，然后抹着血，把西红柿扔给鸡吃。我们对鸡们的聪明感到由衷的惊讶，它们吃了一两个西红柿之后，就懂得啄一个小洞，伸嘴进去吸汁。当然，也别忘了高老太太。我们把西红柿拿到她的鸡笼外头，那些鸡把嘴伸出来，争先恐后地啄。可是西红柿是圆的，一啄就滚开，反而够不着了。那情形很像结婚时，新郎和新娘争吃用线吊起来的苹果。尽管做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吃不着。鸡生气了，使劲撞笼子，最后高老太太赶到了，她用笤帚疙瘩把我们打得抱头鼠窜。我们逃得远远地，学着花瓣儿，齐声对她喊：“咕咕，咕咕咕。”心里充满了恶毒的愉快。
第二天，大家余兴未尽，见了花瓣儿，又操练“咕咕”。她涨红了脸逃回家去。但是第二天，她又不怕了。大家叫“咕咕”，她便得意洋洋地说：“叫吧——叫我姑姑还不好吗？”大家想不到她竟然这样阿Ｑ，都愣住了。她又说：“我妈说了，我们家的鸡就要下蛋了！”
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我们紧急察看高老太太的鸡群。里面果然有一只浅黄色的，它脚上有毛，腹部很大，走路沉甸甸，显然是怀上了。相比之下，我们的鸡个个身轻体健，像广告上那些细腰蜂似的美人。高老太太满面春风，逢人便打招呼，我们则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麻敲子说为了让鸡生蛋，可以喂鸡蛋壳。三妞马上回家，拿了两个鸡蛋来——到了这个关头，作弊也顾不得了。我们把鸡蛋喂给鸡吃，盼望它们再生出来。谁知它们吃了并不就生，反而摆起架子来。第二天喂它们米，它们只不屑地啄两下子，便把头抬起来，用期待的眼神盯住我们，好像该生蛋的不是它们，反倒是我们似的。
到了第三天，一切努力归于失败。中午时分，高老太太的鸡窝突然传出“咯哒，咯哒”的叫声。那只黄色的鸡终于生了本院的第一只鸡蛋。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幻想破灭的悲惨时刻。但对本院来说，这是可以跟“最新指示”和“×××又被打倒”并列的大新闻。高老太太喜笑颜开，院子里的人争先恐后地向她贺喜，好像那只鸡生的不是鸡蛋，而是她的孙子。花瓣儿满脸飞红，站在吃瓜子的小凳上，不计前嫌地把那只挂着血丝的鸡蛋举给大家看。三妞不屑地哼了一声，麻敲子推了花瓣儿一下，花瓣儿手一抖，鸡蛋掉在地下，蛋黄流了一地。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忿忿地说。
“你说什么？”高老太太问。
“我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大逆不道地重复，“不就是下了一个蛋吗！”
高老太太向前走了两步，可能想捶我。但是她没有捶到，她犯了高血压，摇晃一下，便倒下去了。那一次她病了很久。我妈提着水果，带我去看她。她被一大堆枕头和被子埋着，把苍白的脸十分费力地露出来，用蚊子的嗓音说话。
后来我就回老家去了。老家给我的印象不好，浇菜必须用桶在井里打水。桶老漂在水上，怎么也不能使它翻转过来扣进水里。第一次我费了大概一个下午，没能把水打上来。太阳下山的时候，完全出于运气，来了一个跟水桶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她擦了一把鼻涕，揪住井绳一抖，水就流到桶里去了。我一担又一担地挑水，学会了像女人一样扭腰，使水溅不出来。最后菜终于长大，却让我大伯挑到集上卖了。有一年，我实在气不过，便勾结了隔壁的石头去偷大伯的鸡。我按石头的主意，把那只鸡按住，试着把头塞到翅膀下面去。它厉声尖叫，我生了气，便把它的脖子拧断了。鸡煮好了，石头赞扬我的果决，我则埋头对付炖得喷香的鸡肉，用两声含糊不清的唔唔代替了回答。
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许多年以后了。我到原先住的地方去看麻敲子。他当了下水道工人，请我喝二锅头。我提起当年捡吊死鬼和抢西红柿的事，他停住夹着猪头肉的筷子，说：“咳，你还不知道——高老太太死了。”“死了？”我放下酒杯，茫然地问。然后大家就沉默了。
“那——花瓣和三妞呢？”不知过了多久，我打破了沉默。
“——三妞下乡了，花瓣儿参加了流氓团伙，被警察抓走便没有消息了。”
然后又是沉默，大家都觉得有些不自在。我们一起到院子里去，景色变得太多了。当年金碧辉煌的鸡窝，现在已经变成了瓦砾场，那些鸡早就不知去向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感触。高老太太已经死了，当年的朋友和对手也大都不在了。只有当年的战场依然存在，在夕阳中无言地沉默着。
“比比谁能扔得远吧。”我突然想起这个主意，便从废墟上捡起一块瓦片。
我们把瓦片扔出去。它们像鸽子那样高高地飞起来，发着飕飕的声音，越飞越小，然后便溶入了天边金红色的余辉之中，消失不见了。
第二部分鹦哥记
老叙刚进厂就赶上了清仓。库房天翻地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