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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沙漠深处吃进。白佛寺的夏知布喇嘛还在沙漠中培育起了第一片绿洲似的新生林。菩提本无根，明镜亦非台；僧家不植树，佛荫自何来。
是的，彼岸就在眼前，此处即是西天。历史走向今天的鹅行鸭步，在我们的意念中已经成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迅跑。也是在塔尔寺，我看到许多朝圣的牧家已不是风尘满面、一路劳顿。他们坐车而来，穿着华贵的藏袍藏靴，膝下铺着纹饰美丽的羊毛卡垫，跪倒在释迦佛殿的门口。佛陀依旧在微笑，生活依旧在沉思，他们依旧在膜拜。但是，从他们那水獭皮镶边的袍服中，从铺在地上生怕弄脏衣袍的鲜艳的卡垫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某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吗？爱惜衣袍，也就是说爱惜生活。生活终于值得爱惜了，阿弥陀佛。他们已经给“解脱”赋予了新义，而塔尔寺也由目的地变成了一处远行的驿站。大草原在他们心里变小了，胸襟却不断扩大。光华熠亮的外部世界从陌生的远方向他们闪现佛光一样迷人的色彩。奇诡魔幻的现实已不仅仅是神山圣地、寺院庙堂，还有兰州西安、北京上海，已不仅仅是佛门金刚、禅境偈语，还有家用电器、宇宙飞船，以及霓虹灯的荧荧烨烨。
《远去的藏獒》 远逝的西部《远去的藏獒》 凹凸的世界屋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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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尺度有时候是用来衡量逆差的。跟社会和宇宙相比，生活的逆差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喜欢把眼光放近一些，喜欢谈谈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即认识论和生存哲学的问题——人的觉醒和寻找家园的活动到底有没有意义？本体素质的升华和心理变革的节奏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人类的天平上什么是最有分量的？贫困者的精神活动和富有者的精神活动到底有没有区别？西部和内地、历史和现状的反差是否就是喜剧和悲剧的反差？世俗的人生态度和宗教的人生态度是否有着水火不容的区别？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就应该是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假如高原人就这样一如既往地活着，是否就意味着生存的质量、“人”的质量的大大降低？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一切都可以用肯定来回答，一切又都可以用否定来回答，人的选择往往是由不得自己的，我们被环境决定着，被不可测知的命运决定着；人的思维和灵魂其实仅仅是历史以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蘖生者。
中国西部是一块倾斜的高原，由地域因素、民族因素、历史因素所制约的人的心理开放机制漂浮在不同的水平面上。这些因素有时是现实的动力，有时是现实的后赘。而对一个民族来说，后赘的价值往往优胜于动力的价值。当后赘反弹为动力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对此，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开端：因断裂而崛起的世界屋脊必然会因断裂而凹凸而塌陷，过去许多人往往很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骄傲而光荣无限，现在却更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灰心而愤愤不平。其实光荣无限和愤愤不平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一种没有把高原当作家园的表现。真正的高原后代，那些格萨尔的子孙，从来都是平静地生活着也平静地崇拜着——就像崇拜祖先格萨尔那样崇拜着世界屋脊。
藏民族的《格萨尔》是世界屋脊的镇脊之宝。从理性和想象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整个青藏高原各个民族共同的史诗。因为它反映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征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真善美的古典看法，反映的是在神话年代进入史诗年代之后，人的生存意识突然被日益强化了的发展意识和创造意识所代替，从而让悲壮和崇高占据了人生制高点的那个岁月里的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富于想象，怎样喜欢用抽象的义理代替直观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汉民族的历史中找到一部威武雄壮的可触可摸的史诗。也就是说，汉民族的历史是断裂了的，在它的神话年代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之间，缺少一个史诗年代作为衔接。如果我们还想和本土的居民一样愉悦而伸展自如地生活在高原，就必须像接受高海拔一样接受《格萨尔》史诗对我们的熏陶，就必须在《格萨尔》的熏陶和启示中，寻找和发现属于汉民族自己的史诗。
汉民族的史诗大概是亡佚了的。如果这个说法不会太离谱的话，我们便有理由做出这样一种猜想：汉民族太古老了，在它创立文字之前，所有的神话和史诗都已经被漫长的时间淘洗干净了。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支正处于神话时代的民族参与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运动，他们那诅咒太阳的传说，那治理洪水的故事，那盘古开天的臆想，被这个古老而先进的民族堂而皇之地接受了过去，并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于是，那支沉湎在神话幻景中的民族，在进入悲壮而理智的史诗年代之前就有了一个超越历史的心理激变和主体跃进，文明的强光辐射使他们失去了一个拥有史诗的机会，不然古老的汉民族一定会把别人的神话和史诗一起搬进自己的历史宝殿的。一个只产生了神话而来不及产生史诗的民族就这样和一个早已被时间淹没了神话和史诗的民族融为一体，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中领有着共同的骄傲也领有着共同的遗憾。尤其是当它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逼迫之下，渐渐萌生了民族的寻根意识之后，便更为史诗的遍寻不见而大为惋惜了。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从藏民族的史诗《格萨尔》中觅到了自己祖先的身影；他们似乎有根据这样设想：全世界所有具有史诗的民族的猿祖，从树上爬下来的时间比起亡佚了史诗的民族的猿祖来，晚了将近一百万年。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起下树，我们不是一起直立而起，我们不是一起发现了火种，我们不是一起走向了滋生智慧树的原野。
然而，不管是早进化了一百万年，还是晚进化了一百万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史诗精神虽然能够强壮我们的肌体，提升我们的境界，却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脚步；我们也不可能在对彩陶纹饰的欣赏和对英雄祖先的崇拜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正如识见者所说：“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穷国和富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对地区，对民族，对西部，对青藏高原，对人的心理，当然也应该是适宜的。
那个骄傲的拥有史诗的藏民族，那个古老的亡佚了自己的神话和史诗却赢得了他人神话的汉民族，在青藏高原挺拔辽阔的土地上，以相差不远的心理状态，吃力地进行着寻找家园的活动。
关于神话和史诗的反差，关于民族的反差，既是历史的反差，也是现实的反差，却不一定是未来的反差。人们的创造活动和理性世界的真正建立，将会首先在心理上裨补或跨越那个悲剧性的文化断裂带。
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辉煌阶段，一定是戏剧的收场。
《远去的藏獒》 阅读青藏地理《远去的藏獒》 我梦恋的老家（1）
阅读青藏地理
我梦恋的老家冈日波钦
澜沧江童话——1977年的杂多草原
西部地平线
狼毒·牛粪·马同志
哦，阿尼玛卿
可可西里——哭泣中的美丽少女
秋风秋雨中的孟达林
妖媚的那棱格勒河
青海湖——断裂和崩溃之湖
石门春秋
旅行启示：走过青藏高原
我梦恋的老家冈日波钦
第一次听到冈日波钦这个名字是1975年。那个时候还是“文革”，报纸上登出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7分，中国登山队再次（第一次是1960年5月）从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次登顶的队员一共9名，由37岁的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率领，潘多因此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地球顶点的妇女。那时候的中国，为自己人长脸的事情很少，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大家都是要欢呼雀跃、上街游行的。游行的这天，正好我从陕西兵营回到青海，去看望我的小学老师卫东多杰。卫东多杰老师领着学生刚从街上游行回来，满面红光，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潘多是个藏民。”我说：“知道，报纸上登了。”卫东多杰老师嘿嘿笑着说：“牧区的藏民别的本事没有，爬山的本事有哩，再高的山也跟走平地一样，从不气喘。”他也是个藏民，是一个虽然连名字都已经汉化都已经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但言语之间仍然情不自禁地流露着一股民族自豪感的藏民。他把潘多使劲赞美了一番，又把珠穆朗玛峰使劲赞美了一番，突然遗憾地叹口气说：“我要是潘多，就带着人去攀登冈日波钦。”我问道：“冈冈冈……波钦是什么山？”卫东多杰老师无比自豪地说：“冈日波钦是西藏的山，珠穆朗玛峰跟它比起来，是这个。”他说着翘起小拇指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纳闷地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是这个？冈冈冈什么波钦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卫东多杰老师说：“你不是藏民你不懂。”回到家里，我把卫东多杰老师的话学给父亲听，作为一个曾经多次进藏采访的老记者，父亲说：“冈日波钦是冈底斯山的主峰，在靠近尼泊尔的地方，是藏民的神山。”我问道：“它难道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父亲用了一句《陋室铭》里的话回答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第二次听说冈日波钦是在七年之后，我们一行五人来到藏北高原朝拜纳木湖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站在湖边，眺望着远处临水而峙的念青唐古拉山，看到以海拔7117米的念青唐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