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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的传译往往不是一人之力，一时之功。如在本传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某某经典之翻译是由某人口宣梵文，某人证文，某人笔受等，这是由于当时兼通梵汉的僧人甚寡，同时为了使所译经典尽可能准确无误，因此佛经的翻译往往须由多人合作而成。大致而言，一个译场常设有如下数职：一是译主，即坐于正面口宣梵文者；二是证义，即坐于译主之左，评判译文是否正确者；三是证文，即坐于译主右侧，审查译主所宣梵文之正误者；四是笔受，即将梵音翻为汉文者；五是参译，对照梵、汉文之正误者；六是缀文，即把文字连缀成句者；七是润文，即坐于南面饰润译文者。此外，还有专事削文定义之所谓「刊定」和把梵音如实写成汉字之「书字梵学僧」等。可见，包括本传在内的佛教典籍所说的某某经典为某人所译，一般是指主译，并非指整部经典的翻译都是由他一人完成。
所谓义解，用慧晈的话说，即「慧解开神」。通俗地说，亦即分析字义，解释义理。这在佛教东传之初也至关重要，因此，本传所收之僧人，以义解僧为最多，共一百零一人，所占篇幅亦最大，共五卷（卷四至卷八）。
神异者，慧皎在序中曰：「通感适化，则疆暴以绥。」亦即借助于神通感应之力量，惩恶扬善、抑暴安良，使正法弘扬，教化隆盛。佛教初传，神异作用颇大，因此慧皎颇重此科，共收神异僧二十人，占二卷（卷九、卷十）。
习禅者，即修习禅定，增长功德。本传于卷十一前半部收禅僧二十一人。
明律者，即于己持戒严谨，戒行精进；于律藏之修治、弘传，孜孜不倦，卓有成就，遂使律典日趋完备，修行者有所依止。本传于卷十一后半部收律僧十三人。
忘身者，亦即为了济生利众、弘扬佛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身心性命在所不惜，有如释迦之舍身饲虎，割肉喂鹰。本传卷十二前半部收忘身僧十一人。
诵经者，亦即讽咏、读诵经典。此法原为婆罗门六行之一，后来佛教亦因袭之，并有三时诵经、祝圣诵经、应供诵经之分。本传卷十二后半部收诵经僧二十一人。
兴福者，亦即行善积德，广种福田。慧晈在本科的论赞中道：「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譬犹鸟备二翼，一举万寻。」此谓福德与智慧，有如鸟之双翼，不可或缺。在佛教流传初期，此兴福一门乃是佛教扩大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颇受当时佛教界的重视。本传卷十三前部分收兴福僧十四人。
经师者，本传中专指巧于讽诵经文之僧人。慧晈论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但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因此讽诵经文应该声文并茂，经师之特点即是二者兼而有之，因而不但能传述义理，而且能表达情志。这种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颇为盛行。本传卷十三中间部分收经师十一人。
最后一科是唱导。唱导者，慧皎在论赞中曰：「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唱导师常常借助于因缘譬喻，以增加讲演的趣味性，这是一种把讲经、弘法通俗化的好方式，六朝颇风行，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唱导师。本传卷十三后部分收唱导师十人。
本专之卷十四为序录，包括慧晈自序及本书总目录并慧晈与王曼颖往返文书二篇。序文主要记述本传写作之缘起及内容构成，王曼颖给慧皎之信有若本传之跋，而慧皎之覆信除了对王曼颖之推赞本传表示谢意之外，又复述写作本传之因由，首尾照应，体式完整。
第三，此僧传除了具有较完整的体系构架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各科末尾，都附有作者之论赞。论赞一般先叙大意，再辩时人，讨核源流，商搉取舍，是各科思想内涵点睛之笔，很值得一读。
第四，相对于以往各种僧传言，本传的长处是跨历之时限最长，涵盖之地域最广 ，收录之僧人最多，体式最完整，资料亦最丰富。但是，由于作者生当南北朝，天下 分治，南北对峙，故本传所收，「偏在江左诸僧」 ，尽管其时江北也有不少高僧大德 ，但收入本传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本传作者慧皎，南朝梁代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西》人。据考证，他生于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四九七年》，卒于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五五四年》，世寿五十八。至于姓氏，唐道宣之《高僧传．慧皎传》称「未详氏族」，今亦无从确考。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其本传中也语焉下详，但从有关资料得知，他是一个「学通内外，博训经律」之高僧，曾住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嘉祥寺，春夏二季弘法，秋冬二季著述，除本《高僧传》外，还撰有《湼盘经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可惜后两种著作早已亡佚。
《高僧传》全书十四卷，以如此之篇幅去记叙五百多年间中土之僧人，每个人传者无疑都是当时或该科之「高僧」，但因本书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全部收录，而只能选录那些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相当影响的高僧。至于每一僧传之取舍，除个别篇幅较长的僧传采用节选外，其余的都取传记全文，以保持资料的完整性。
经典
1 慧皎序
译文
……自从佛法东渐之后，西域名僧，纷纷来到中土，或传译经典，或教授禅道；或借神通度人，或以法力济世。
自汉至梁，历时六代，近五百年。此汉地沙门，亦名僧辈出，代有其人。众家记录、叙述各异。沙门法济所记，偏重于德行高逸之大德；沙门法安，只列志节高尚之僧人；沙门僧宝，仅记述游方僧众；沙门法进，虽通撰论传，但事迹缺略。此中诸记，互有繁简，各有殊异。多只考录其日常行事，都不曾作出梳理、归纳。
临川康王刘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悛《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等，都旁列诸僧，叙其事迹、风貌，但都是作为附录，语焉不详，多所缺略。
齐竟陵文宣王《三宝记传》，或称之为《佛史》，或号之曰《僧录》，因为佛、法、僧三宝一并叙述，故混杂不堪，很难寻求；琅琊王巾所撰《僧史》 ，似乎着意于概括、统贯，但文体未足；沙门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只载有三十多位僧人，缺略者甚多；郗超之《东山僧传》，张孝季之《庐山僧传》，陆明霞《沙门传》等等，都各列一方之僧侣，又非贯通古今，且多仅举一、二善行，不及其余。
直到今日，虽也偶有继作僧传之人，但或者偏重于赞颂、褒奖，多有抑扬之意；或者在叙事之中，空引冗辞赘语，并无实理可称；或者因嫌繁琐芜杂，删除其行事活动，因之事迹多所遗略……
我曾在平日余暇，阅览各种典籍，搜集、检录凡数十余家，以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各朝资料，地理杂记孤文片记，并且多方谘询故老，广泛访问先达，加以整理、校勘，取同存异，始自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 ，终于梁天监十八年（公元五一九年），凡四百五十三载，共收录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按其德业，开为十类：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佛法之东渐中土，首推传译经典之功。这些传译经典之高僧，或跨越沙漠、天险，或千里飘洋过海，为了弘扬佛法，身命在所不惜。中土佛法之传布，多依赖此等高僧传扬之力，其德可敬可崇，故译经一类，列之篇首；至于阐析义理，则使佛道弘扬四方，众人受益；神通变化，则能除暴安良；静心习禅，则功德深隆；弘扬、赞颂戒律，则禁行清洁；忘形捐躯，则能培植慈悲喜舍之心；歌诵经典，则幽显同庆；兴福行善，则使佛教得以弘扬、传布。
凡此八科，各以不同之形式，传扬佛法，普行软化，其德皆在导人入于圣道，其功则能净人之身、口、意三业，所以为群经所称颂，众圣所褒扬。至于讨核源流，商搉取舍，都列于赞论之中，附于文后。而论之内容，虽各有小异，而体式大致相同：即始标大意，犹如前序；末辩时人，如同后跋。若穿插其中，嫌其繁杂，故列于一科之末，通称为论。
至于转读、唱导，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应机悟俗，自有其独特之功，故齐、宋杂记，全都罗列一些出类拔萃之人。本书之所辑录者，亦多是一些影响较大的，对于那些只有一分通感者，则列之于传末；至于神仙方术之流，则不是本书所收录的对象。
本书所叙述的内容，原均散见众杂记之中，笔者所做的，只是加以取舍、删削，收集一处，所以可说是述而无作。为使人们可于一书之内，遍览众记之精要，所以凡是众记中繁辞虚赞，以及德行不堪入录者，一概省略。因此，虽是总述六代之贤达、高僧，总共才有十三卷，加上序、录等，合为十四轴，称为《高僧传》。以往昕撰述的此类书，多称名僧。然而，名者，本是事实之宾词。若德行潜隐，则高而不名；反之，若德行平平而名扬一时，则虽著名但并非高僧。著名而德行平平，本来就不足入传；高僧而默默无名，则是本传所收录之对象。所以，本《高僧传》弃其「名」字，而代之以「高」字。因是草创，其问或多有遗漏。现此十四卷，尤其是论赞，意以为定，疏漏难免，读者详览可知。
【近人杨文会按】 《大正藏》内的《高僧传》，共有四部，此慧皎所撰之《高僧传》是其中之一部，古本十四轴，现作十六卷，至梁天监中为止；唐道宣有续传，迄于唐贞观年间，凡四十卷，名曰《续高僧传》；宋赞宁又有续传，迄于端拱之初（公元九八八年）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