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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愕难皇悄愕难灰谎！ �
总的说来，在中国，无论是机构还是他人，都是不相信“个人”的，“个人”的信用差不多是破产了。你迁户口，你的孩子上学报名，你的车子办停车证，甚至到邮局领一张汇款，等等，事无巨细，大多都需要你的单位证明。单位不仅仅是你的衣食父母，还是你的信用来源，你没有机会和权利自己证明自己的信用。
在英国呢？情况完全反了过来，重要的是你自己证明自己。你证明自己的最重要文件是什么呢？你的资产，主要是你的银行信用卡账号，比如，你在英国租车，不必出示你的身份证件，你只要出示你的信用卡就可以了。在英国，信用的基础是你的银行账号，如果你没有账号，你在英国就呆不下去。为什么呢？合法的雇主都不敢雇用你，因为你没有信用的基础；守法的商户或者银行对使用大额现钞的客户非常谨慎，他们甚至会拒绝这种客户。有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兑换大量现钞入境英国，然后在英国用这些现钞开立账户，试图把那些现钞存入银行却被银行拒绝的。我在剑桥办银行账户，咨询当地留学生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不要一次存入太多现钞，如果存款数大大超过你在英国实际所需，可能你的信用反而会遭到怀疑，他们反而会拒绝你。在英国，绝大多数银行，对客户的信用审查都很严肃，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客户越富有越好，他们首先要求客户的是信用，因为，一旦银行给你银行户头，实际上，银行就成了你的信用担保人，你可以开出支票，你可以在商家透支消费，你甚至可以用它来给其他人担保，或者在不需要任何抵押的情况下贷款。你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其实是银行在为你支付消费金，而你只是在之后通过结算向银行还款——如果你是没有还款信用的人，那银行的损失就大了。
那么银行又凭什么相信一个人的信用呢？如果你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是你的住所，你有固定的住处，这个住所就是你的信用来源。流氓者的危险就在于他没有固定的住处，别看他们有手有脚，似乎可以出力气养活自己，但是，他们居无定所，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有信用可言。如果你有恒定的住所，情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能你暂时面临失业，或者你要领国家救济，你的住所也不是你拥有的只是你租住的，但是，这都不要紧，贫穷并不影响你的信用，这一点和富裕（大量现钞）不一定能证明你的信用是一样的。
在中国你的工作单位是你的最保险的通信地址，可是在英国你的住址是最有效的联络地址——中国人更相信单位，而外国人更相信你个人通过居住而建立起来信用。相信单位是因为单位可以赋予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这是集体文化的特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集体（上下级、同事等社会关系）中，通过他的社会地位（社会的可监控性）来确立他的可信任度，这是中国的情况。个体文化不是这样，它试图通过你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独立个体对空间的独占而证明你是一个有信用的在世个体——它直接把人的生存符号——居住——当作一个人的信用符号。
所以，在英国你要证明你的信用，你首先要向银行提供你拥有固定住所的证明，比如长期租房合同等等。在法国也是如此，你首先要拥有固定的住所，拥有了固定住所，你才谈得上找工作，或者寻求政府的帮助，申请政府补贴等等。事实上，法国政府常常在你申请签证的时候，就会要求你提供你在法国的居住证明，如果你短期入境，你就必须在入境前定好宾馆，如果你借住在朋友那里，那你的朋友要为你提供居住担保材料。
第三部分：在英国“以良心的名义反对”
在伦敦Tavistock Square我看到了甘地（Gandhi）像，英国人为什么允许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竖立敌人的像？他们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和钦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主张，对这个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人表示了真正的敬仰，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非暴力运动及其理论的创始人。“active nonviolence”（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英文中有一个专有名词satyagraha，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梵文，原意为“真理”，这个词源暗示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论基础：人类应当信任“真理”，“真理”拥有至上的道义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爱的感召必能战胜暴力，而不需要借助于暴力。“非暴力抵抗”，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命题中，从马丁·路德·金的“消极抵抗”、梭罗的“不合作”、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等提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思想源远流长的线索。
在Tavistockv Square，还有一块碑石，它同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它是为纪念“Conscientious Objectors”而设立的。这个英文单词怎么翻译呢？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数百名因为良心和信仰的原因而拒绝应征参战的人受到监禁或者枪决，但是，也正是这些人使得英国官方后来承认人类有Conscientious Objection（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国内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良心抵抗”）权利。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数千人引用此项权利，选择在诸如医院等非战斗单位服务，以避免拿起武器，参加他的良心和信仰不允许他做的射杀别人等战斗行动。此后“良心抵抗”（一个人为了良心或信仰的理由，如不能杀生等，而拒绝服兵役以及承担其他政治义务）在西方便成为一项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权利。Tavistock Square的Conscientious Objectors纪念碑立于1995年，就是为了纪念这些“以良心的名义拒绝参战”的人。可是当今世上，有多少人在被迫违背他们的良心和信仰应征参战呢？又有多少人应为他们反战的信仰、拒绝应征的行为而坐牢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呢？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1960年代的“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运动。1964年东京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翌年陆军部队正式投入越南地面战场，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征兵，但许多年轻人拒绝加入这场道义上尚有疑问的战争，公然违背政府的法令拒绝应召入伍，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拒绝国家征召、未经许可上街游行是非法的，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者认为在政府本身行为的道义性和合法性有疑问的前提下，人们基于良知的召唤，有权抗拒国家要求，甚至展开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国家政治权威为目的的“不服从”运动。
按照德国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的定义， 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抵抗）是基于个人良心和信仰而拒绝战争和暴力杀戮的权利；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是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要非常感谢这两个概念啊，它赋予了人类免除被迫充当战争机器、拒绝就死、也拒绝杀戮他人的权利，它赋予爱好和平、信仰爱可以感召恶的人以拒绝暴力的权利。
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德蕾莎修女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位革命者不理解她开办育婴堂、养老院、麻风病人收容所等帮助穷人生存下去的行为，只相信革命才能使穷人翻身的道理，德蕾莎修女对他回敬道：“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里只有爱！ ”是啊，我们能不能改一改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思想里溶进一些德蕾莎修女式“爱”的“革命”、甘地式“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因素呢？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宽容，需要爱，不仅宽容和爱我们的亲人、朋友，还要宽容和爱我们的敌人。其实，宽容地接纳了对手的思想，向对手表示敬仰，这样的事情，在英国还有很多。在英国国会广场上，有林肯像；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像。美国是从英国统治之下通过战争独立出去的，而华盛顿是美国建国之父，英国能够容忍这样的人，实在是值得钦佩！
我在伦敦的时候，恰巧黛安娜王妃纪念喷泉落成。在Hyde Gardon靠近Kensington Gardon的一侧看到耗资300万英镑、历时3年多才完成的黛安娜王妃的纪念喷泉（该喷泉的特点是水往高处流，当时，我费了很大的心机，才弄明白了它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以后去那里可以仔细看看），心里是很感慨的，它再次让我见到了英国人的宽容。老实说，黛安娜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王妃，她的死也不是那么光彩，她是和自己的情人多迪·法耶兹死在一起的，她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婚姻维系期间和多人有染，我在英国期间还看到了英国一家重要报纸关于此一传闻得到证实的报道。黛安娜同意和查尔斯王子离婚是以剥夺了查尔斯王子几乎全部财产，查尔斯王子近乎破产、靠向其母亲举债度日为代价的，她死时已经和查尔斯王子分居多年，而且已经达成离婚协议，应该说已经不是英国王室成员，但是，英国还是以王室成员的礼仪在为历代皇室成员举办葬礼的Westminster教堂举行了葬礼。
第三部分：在英国橡木·橡木
在英国和法国的时候，数次接受宴请，可是，饮料中，每次都是葡萄酒和咖啡、果汁，没有见到啤酒和威士忌、白兰地。英国和法国一样，酒的价格中，葡萄酒便宜，啤酒、威士忌、白兰地稍稍贵些。在法国的时候，去过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