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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的差异和市民文明习惯的不同上。新加坡人大多不在家里做饭（新加坡政府不允许公民的厨房向外排烟，一般公民厨房的油烟机都是循环过滤型的，而不是排放式的。我初来新加坡，住在NTU提供的公寓里，看到厨房的油烟机没有排气管，好长时间没有想通，后来服务员定期来更换过滤器，才看懂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把公共环境看得多么重要。在我看来，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最美的城市，这里的空气质量没得说了，但是，新加坡政府最近还是公布了新的汽车排放标准，提高了柴油车的排放限制）。新加坡的生活质量主要表现在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洁以及人们在公共场所行为的谦让、和睦上。
不过，我认为在新加坡，动物受到特别优待。新加坡保护动物不遗余力，野猫有收容所，如果接到市民关于野猫骚扰的投诉，政府应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打杀野猫，只能把它收容起来，或者给它做绝育手术，使其不能繁殖并且“脾气”变好。新加坡还有专门的动物心理辅导组织，当他们发现哪里有动物受到虐待，就会立即出现，对那些受虐动物进行心理辅导。
新加坡到处是池塘、河流，池塘里的鱼极其肥美，更有大量的乌龟常常漂浮在水面上做睡觉的样子。这些鱼和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保护，曾经有个大学生，在家里偷偷养了几只星龟，被邻居告发之后，不仅被罚款，还坐了几天牢。如果你去新加坡，你就会发现，那里的鱼和乌龟们，极其悠闲，对人没有任何的恐惧情绪，你走过它的身边，它根本就不搭理你。
新加坡，有很多鸟，我曾经和几个朋友专门去布洛自然保护区看鸟，那里有数百种鸟类，夕阳中，那么多的鸟在树梢、湖滨、滩涂起降，可以说是绝美佳境。
事实上，不仅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就是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鸟，它们常常就栖息在走道的栏杆上，檐下的草地上，行人路过大多是放慢脚步，小心翼翼，生怕打搅了鸟儿的清梦。
开始的时候，我走路虎虎生风，哪管什么鸟不鸟的，常常是把那些鸟给打搅了；后来，我看出了门道，知道这些鸟之所以能神态安详、悠然地和人类生活在一处，完全是因为许许多多新加坡人爱动物、关心动物的结果，渐渐地我也被感化了。
几个月后，我就能做到不让鸟受惊，绕道走或者蹑手蹑脚地通过了。鸟在我一米外的地方，我走过，它不会飞走，甚至有一次大雨，一只鸟就在走道的栏杆上休息，而我又无道可绕的时候，竟然我也做到了从它身边一尺远的地方路过，而不打搅它了。
3月16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30以后
我是世界上少有的那种对时间的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这不是自我夸耀，因为对时间敏感，可能是缺点：它让你不能安宁，让你总是焦虑。相聚还没有开始，你就预感到离别，开始为离别惆怅；青春没有演绎开放，你就为年老痛心；大家刚刚开始喝茶闲谈，你已经开始吝啬你的时间，想着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做了。
我不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不能看着时间流过我的身旁而无动于衷；我也不是一个阔绰的人，即使我有些钱，已经不是一个很穷的人了，但是，我依然不能享受闲暇，忙碌，不为别的，有的时候仅仅是想把那些时间抓在手里。
我甚至愿意用金钱买时间。1999年到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乘过上海的公交车，一直是打的的，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3公里的路程，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那些公交车们是如此的慢，仿佛对身边流逝的时间一无所知，它们的使命仿佛就是谋害一个人的生命。我碰到那些每天要花3个小时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我就会感到忧伤，人的一天有几个3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我们一天真正能拿来工作的时间不足8个小时啊。3个小时，天哪，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却坐在车上一路晃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想我一定要买辆车，我知道自己开车要比打的来得费钱，但是，即使是站在街边，花25分钟等的士，我也不愿意了。
作为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都死在73岁，父亲说，我们家的男人遗传寿命恐怕就是73岁吧。他是不是对呢？我想多半是对的。有什么理由渴望更长的寿命呢？内因我们走不出遗传，外因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污染是更严重了，生活的压力也是更大了。我想我已经真切地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在这一半中，又有一半，我是在懵懂的童年，在接下来的一半人生里，我还将有一半要花在我垂暮的老年上……接近40岁，人生给我的一个精神性的提示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概念，通过我祖父、祖母的过世，通过我哥哥的病重，来到我的面前，非常真切。长篇小说新作就要出版的时候，编辑姚梅问我，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想了很久，才告诉她，那是写时间的，时间流逝，而我们在时间的河流边等到的可能仅仅是那个虚无，它如同河里的“沙床”，上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让时间从其上毫无意义地流逝的一个形式。
因为新作我的谈话录《直来直去》的出版，去北京做宣传，遇见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先生，我让他给我看看面相，他对我说：你要41岁才能安定。听了他这个话，我立即服气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看、想想，一切就都很好了，不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但是，没有，身体里的冲动依然故我，它让我不能安宁。似乎只有写作，不断地写作和说话，我才能获得平静，似乎只有和语言纠缠在一起，我才能被安慰。在北京的时候，和许戈辉对话，许戈辉说：也许你就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安定的人呢？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实在是非常伤感的。老实说，已经有三年多了吧，我在内心里惟一对自己说的话只有这样一句：安静下来。而渴望安静，我内心的波澜渐渐平息、我耳边的喧嚣渐渐停止、我手头的文字渐渐安宁、我眼前的世界渐渐止歇，风停了，太阳也已经出了，一切都很好了，为什么我还没有、还不能安静下来呢？回上海后，我反复地回想章立凡的话，也许是一个暗示：安静不是自我修炼的产物，安静是年龄的产物，只有真的到了41岁，年龄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安定下来吧。我不知道，章立凡说的安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这是我渴望的，我也在心里默祷，希望他说的都能在我身上应验。
41岁以后，我想做什么呢？在新加坡住了接近一年，新加坡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富有不是金钱概念，而是灵魂和身体概念。你的灵魂是安宁的吗？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主宰力呢？遇到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当我赞美他钢琴弹得好时，他却对我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他才45岁啊！怎么能退休呢？他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的钢琴不是应该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欣赏吗？他说：我不愿意让自己为了身外之物奔波劳碌，灵魂和身体都好像是在为别的事情忙碌，所以，我选择了退休，我要让它们真正地各得其所。是啊，身外的那些东西这个世界真的很重要吗？当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慰，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休息，我们在世界中只不过是徒劳无获的工具而已，它们仅仅是帮助我们占有世界的工具。我们得到的是因为我们在出卖自己，我们享乐的都是因为我们的压迫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让它们变成奴仆，我们赖以自豪的不过是我们被剥夺和奴役后得到的一份小小“赏赐”。
所以，真的很羡慕那个钢琴家，他早早退休，成了一个候鸟观察家。他背着相机满世界跑，只是为了看一眼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那些飞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从这里到那里，他也一样，在地上自由地来去，从这里到那里，仅仅是为了天上的那个更自由的飞翔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抓一只飞鸟回家，也没有想过要为这些飞鸟撒种、耕耘，他什么都不为，仅仅是为了看，看过了也就看过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心不为形役、不为物役，甚至不为自己所役。
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一小片蓝色的天空，一块蛙鼓虫鸣的池塘，一丛淡淡的绿色的树林，而且这些我并不试图把它们搬回家，占为己有，这些东西大自然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我并不需要着意地去哪里找它们，也不需要着意地去和谁争，你争了也不可能得到更多，不争也不会更少。大自然对你非常公平，它在那里，只要你从世俗的功利中抬起头来，看看，那片绿色就属于你了；听听，那池蛙鸣也就是你的了；想想，看着天空发一小会儿呆，那天空就是你的了。
第一部分：在南洋伪单身
私有制诞生以来，不仅人和物之间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也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封建时代，微观层面，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以父亲对子女的家庭占有关系为主导，以丈夫对妻子的婚姻占有关系为辅助；宏观层面，人人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以为皇帝尽忠为第一人生要务。“五四”文化革命，文化新人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解放口号，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人”从“占有”关系中解放出来。不过这个口号实在是难以实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就将继续下去。在当代，这种占有关系表现得比较人道，比如，婚姻生活中，丈夫和妻子之间不是单方面的丈夫占有妻子，而是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