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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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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
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
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
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蓝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祝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蘑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
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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