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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很是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
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①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②。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校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影壁,足以显示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道,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道流亡日本,搭档数十载,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车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
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