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
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模”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