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祝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4020电子书·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