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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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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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