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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１２月２１日、２２日、２３日连续３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进行的战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１２月２６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１０月至１２月３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４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份子的处理问题。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于建国后在知识份子群体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盛交代、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西方学者的分析很精辟，但父亲和罗隆基的认罪服输，又略有不同。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低头，继续顶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又该怎么弄？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罗隆基投降在后，且迟疑再三。７月上旬，他从统战部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结局还没有做充分的估计。８月在人大会议期间，罗隆基虽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对秘书说：“人大顶多撤消我的部长职务，不会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几天后，在会议闭幕前夕，他决定写一份“初步交代”，忽然听到父亲和章乃器要在大会上做检讨的消息，他急了，催秘书尽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并说：“我不去交代，要吃亏。”在对他的批斗达到围剿程度的时候，罗隆基不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气绝的哀痛，而且开始把交代认罪与事情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考虑了。于是，他一再对秘书讲：“这事将来怎么收场呢？总不会送我们去劳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断地打探摸底、权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尽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原因，使他认了输，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罗隆基节节败退的过程，当然也得益于罗隆基的性格：身边的秘书分明是个告密者，他还一直视为贴心人。
（１９）５８年１月下旬，父母双双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们去参加２６日下午２时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１７次（扩大）会议。父亲请了假，让母亲去，说：“有一双耳朵听，就够了。”
会议开到６点多，肚子空空而并不感到饿、满身凉气却不觉得冷的母亲走在归途，已是华灯初上。门铃声一响，久等在家的父亲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并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们的妈妈。”
母亲懂得父亲欲知详情的急切，洗了把脸，接过热茶，便细述会议的情况。她说：“老罗（隆基）去了，还看见潘光旦、曾昭抡、钱端升、郭翘然、马哲民、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浦熙修、黄琪翔、钱伟长、刘王立明、陶大镛。广东的丘哲、上海的沈志远、四川的潘大逵、陕西的韩兆鹗没有来。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别说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间，也互不理睬了。”
其实，心情紧张的不止是被宣布处理的右派，还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罗隆基不服处理，所以在头天（２５日）晚上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反复强调并一再叮嘱：“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右派份子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做人员出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当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处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子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的若干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我倍感新奇。它们活象食谱菜单上的“干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体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划又戴”类，受降职、降级、降薪处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５９人划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们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会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道、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罗一眼，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身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１９）５８年春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继到会。他们一眼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得最晚，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色，个个难看。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子。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亲记起了那根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
他俩并排而坐，互不交谈，只是在听别人大讲思想认识，大谈心得体会。结束时，胡愈之在做内容归纳的同时，仍不忘批判章罗联盟。宣布散会了，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看着父亲坐着老“别克”车开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笑着对母亲说：“健生，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母亲答：“不知道，现在还有谁给我们家打电话。”
父亲说：“是努生。他也不问候一句，便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母亲不解其意。
父亲道：“他这话是有感于昨日散会时，我坐车、他走路的情景。”
我问：“爸爸，你和罗伯伯不都是降职降薪吗？为什么你能坐车，他却要走路呢？”
母亲告诉我，虽然两个人都是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是从行政３级降到７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还把５０元的保姆费，加了进去。罗隆基是从４级降至９级。人降到９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１９）５８年９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１９）５０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