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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常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
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
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