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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
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