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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 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
,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 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 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可以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利益。 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 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进行研究。 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他至今还不能摆脱。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在心中他早已有了答案。 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论著。 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 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们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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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烦恼就会都消失了。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神的启示,等等。 自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感到在自欺欺人。 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 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他是个怎样的人。 尤其是在他迫不及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
,心里十分悲哀。 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一阵高兴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表示再要见面,却没有找机会会晤,结果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就没有再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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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了。 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的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 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 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 这类奇闻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 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 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 他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尽的苦难;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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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就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时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使他十分不愉快。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 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程前来致谢她女儿的救命恩人,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 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 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 她们不会向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 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他在明晨光临。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 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 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是不是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 他觉得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就象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走进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于是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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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立刻收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 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张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 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嘟囔着什么,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 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良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连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聂赫留朵夫从他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论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可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你可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 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如此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些不高兴。 她立刻改变脸色,以及整个情绪,来讨他的欢心。 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似乎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 她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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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 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过程,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
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他的妻子是个什么人呢?”聂赫留朵夫问。“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 但她不了解他。 怎么,难道她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这太糟了,我非常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 接着他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把她的愤慨表现了出来。“您不用对我说这些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 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 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他注意到你了。”
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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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爱特,叫他务必要去。 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
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