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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一起初，我就觉得红鼻子是难演的，他没有多少过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让饰演的人
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独角戏的过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这样一
个抛弃妻子、事业，而甘愿做个卖艺小丑的红鼻子，又得时时疏离出来，以反省这个角色。
在文学写作上，有所谓“热笔”与“冷笔”，演红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
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
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
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
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
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
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
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
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
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
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
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
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
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
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班演出“谢神”；第
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
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
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
家练习。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
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
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
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
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
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
倒还真是热闹！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
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
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
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
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
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
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
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
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
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
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
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
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
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
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
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
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
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
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
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不识年滋味
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更
怀疑干嘛要过年。
小时候过年，心喜又大了一岁，手里拿着红包，说是压岁，却直往墙边站着画线，得意
地看着今年又高了半个头，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长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旧年。
少年时过年，是万般滋味的，既窃喜去年混过了，却也离那初中、高中、大学的各式联
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刚过，黑板边上只怕就开始一日缩水一日的阿拉伯数字，为联考做了
倒数计时。
只有考取大学的那一年，觉得真是朗朗乾坤，好个新的一年。
至于中年，则是最没有道理过年的，经济稳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减些什么；生活
富裕了，过不过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摆的，也没大的分别，倒是多了小的要红包，长官要
送礼，这许多麻烦事，就算是走运当上了长官，却还得受那宾客睡门的寒暄之苦。
所以有人从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为过年理当是可以赌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说有
涯之年？他这一年，是在方城间混过去的，也有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又
表示自己经济的水平高，实在心里窃喜的是，可以藉题不去拜年，说得露骨些：不是过年，
而是避难！
只是不知老人过年的心态如何，倒记得老母六十五岁那年，突然宣布从此不再出去拜
年，言下之意，是年岁大了，不再需要出动哈腰，只等诸晚辈来拜，坐在太师椅上散红包。
实在应该说，因为她再少有求人之处，既然少了须要拜托之事，所以也就免了拜年之苦。
年是用“拜”的，这话一点没错，君不见，过年拜佛烧香拜祖先，拜望亲友、长辈，至
于同一辈则互拜，这拜的意思，是拜谢以前的照顾、拜托以后继续爱护，也是难得见面的朋
友，藉机互相拜访。
但是就在这“拜”上，便也见出许多学问。年高德劭者，前去拜年的人多，这是“拜
望”。财大位高的，宾客络绎于途，这是“拜托”至于那门前车马稀的人家，是大可不去拜
年的，因为你去拜，也八成要扑空，他早给别人拜年去了，偏偏那人多半不是你。
小时候，虽然苹果贵，我却最不爱。很简单，因为吃到的苹果，都空空干干像是脱水
的。尤其是年节之后，在那一篮子渡海个把月，又串了千门万户，张太太、李太大提进提出
无数遍，总算忍无可忍，被分发下来享用的时刻，早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蜡果。直到
来美国之后，吃到了新鲜的苹果，反觉得有些不真实了。
不过，穷蹇时过年，当然是要比现在这种富足时，来得印象鲜明的。以前听母亲说，她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肉，大学时到兰屿，听孩子在国小里唱歌，不知是不是自己改了词：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的孩子个个吃得饱。”才发觉那里的孩子一天常只能吃一顿，所谓
的营养午餐，也不过是一个馒头加碗野菜汤。
甚至今年到北平探亲，堂哥请我到家里晚餐，硬是把一盘腥得令人有些作呕的白带鱼往
我面前推，还一边得意地说：“这白带鱼可真难得，只去年才见到一次！”
如此说来，他们那年就真有些意思，也无怪在美国的年显得平淡了。
去岁除夕，正是我从台北赶回纽约的第三天，时差没过来，却带了新年的消息回家，我
对老婆说：“我特别赶回来过年！”太太一笑：“噢，可是我那天要开会开到很晚！”我又
转脸对儿子说：”不错吧！老子特别赶回来陪你们过年！”岂料儿子一怔：“什么过年？”
惹了一鼻子灰，总得找个台阶下，想过年前理当大扫除，便兀自从厨房最上面的柜子打
扫起来！将那过期的食物、不必要的瓶罐全扔在大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