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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金凭良心工作，意识到中央的支持，他热情地、顽强地、一往直前地行动。他获得额外的军衔，很快就擢升为上校，看来他能在职位的阶梯上飞速地前进。在俄国所关注的至为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委任他为驻外公使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的时候，突然派遣了一个党内的不内行的小子担任此职。
在供职多年之后，他豁然省悟，心中明了，上层当中没有谁会对他的才能感兴趣，谁也不需要他的细致耐心的，有时是冒险的工作。在侦察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闹剧，说得更准确些，这是一种提升“自己人”的方式。甚至即使向具有无限权力的安德罗波夫提出附带有个人赢利前提的以一比百的交换方式，那个人就会不加思索地采取这种交换方式。
福金认清了他最初应当了解的情势以后，垂头丧气，停止了工作，开始正确地书写公文。但是不知道，盛气凌人的人才敢于这样做，而沮丧的人不敢这样做。权贵的儿子们和干亲家们才敢于摆脱这种文牍工作，而一个普通人就必须耕耘。两年后人家把福金调回莫斯科，从领头的总局转移到负有与敌特斗争使命的第二总局，如果没有敌特的话，那就要和国内反对派、犹太人以及敢于违反社会规章的俄同人作斗争。
福金既不是法律维护者，也不是有敏锐的良心的人。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从事认真严肃的男人的事业，宽容地说，在新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不舒适。谁说了什么呢？谁在哪里印了什么呢？不过这都是不重要的事。他突然来到党委会的领导那里，党委应当直接向在野党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但是福金并不把这类事情记在脑子里，他活着，这样活着，为信仰和真理而服务。他没有什么自尊感，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他耽误了自己的发展，到头来他也不会明了，真行的不是在狩猎时用枪打伤野兽的人，而是及时地吻上司的屁股、把他的脚掌端到眼前来的人。
当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上校和勋章获得者明白，他的火车离开了月台，他满怀着侦探工作的知识并掌握三门语言，可是谁也不需要他时，戈尔巴乔夫出现了。改组工作开始了，他们解散了具有无限权力的克格勃。福金在这里亲眼看见了他认为最可怕的而且最可耻的事情。各个地区抢走了一批伙伴，专家总是需要的。尽管政权改变了，取消了苏联，但是他们抢走的不是专家，而是一些走后门的人。原则上并不是说你能够胜任工作，站稳了立场，而是说你是个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在一起。只有到那个时候，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留下了不良影响和恶习的痕迹，并且对自己说：“您所确定的准则，我都接受，只好怨自己。”
福金懂得，在这个社会只有政权才能给予人以相对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机会和升迁的可能性估计到最低限度。侦察任务使他受到了训练：要像大伙儿一样，你不用操出头来，你的精力不是潜藏在肌肉中，而是蕴藏在情报范围内。
他这个王牌侦察员接受了中校军衔，毫无意义的职务，并为所有今日的政客们收集情报。当他只是挖了一下土，他就明白了，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未经耕耘的土地，一片黑土地，周围却尽是花花公子，他们手里拿着几片东西，而不去考虑明天的问题。
在一个月以内他为有产者的政权机关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连他自己也大为惊讶。根据西方世界的法律，昨日就必须处死拥有这种情报的人。但是不仅没有人处死福金，而且他们在饭馆用晚餐时还向他提供一件新情报，有时候简直不明白，他们竟然在提供反对自己的供状。他在不断地收集和积累材料，一声不响地服务，之后他凶相毕露，眼睛里微微闪现出得意的光辉。
报纸和电视论述的主题乃是，偷窃行为可以说是很不正当的，但是为了考虑后果起见，我们不说出他们的名字。福金已断定，他的末日来临了，于是向记者们增补一些短缺的事实，放了一把火。在地下室和一楼着火的时候，政权机构默不作声，当他们了解到若不采取紧急措施，住房的正面，甚至连房顶都会烧光时，他们把福金开除了。有个谦虚的官吏到中校家里做客，对他说：孰能无过，不要越轨吧，您以后当个上校，我们来给您提升职务。但是福金已经懂得这一套花招，坦率地回答：
“请您滚开吧，可以说，我没有见过您，请转告您的上级，他要翘起来，那我就会使他面目全非，关于您的情形我也是熟悉的，否则，就具体地谈论他吧。请您把军衔和职位塞进您屁眼里去，安静地坐着。”
在那惊愕的群众心目中建筑物烧成了灰烬。福金依靠微薄的工资活命，他保持沉默。当报刊上开始谈论到目前吞没亿万钱财，找不到罪犯的时候，只有向下级推卸责任。福金又向火中添一点炭。这次来看他的不是他不熟悉的人，他们彬彬有礼地请他去见副总理。福金用电话表示惊讶，意思是说为什么耗费他这种人的时间，他这个中校有什么事可以为人效劳，而副总理的时间很充裕，足以同福金先生一起喝一杯咖啡茶。
副总理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巴尔丘克在自己办公室里接见了福金，他使电话机断线，只与总统和总理保持联系。谢苗·彼得罗维奇感到惊奇的是，会见并不是单独地进行，办公室里还有一人出席，他穿一身雅致的服装，有点儿肥胖，头发已完全斑白，约莫六十岁。福金突然认得这个人是自己的老相识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尤丁，他是中等实业家，真不明白他凭什么清闲地坐在副总理办公室里，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他绝非一个请愿者。
“谢苗，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尤丁紧紧地握住福金的手，“我怎么也没料到在这个办公室里遇见你。”
“老实说，我也没料到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你。你到上层来了吗？”
“我在干平民工作，赚钱。”
“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告诉我，你变成了不听话的坏孩子，所以才决定使用我来纠正你的头脑。”尤丁以主人身分指了一下安乐椅，在对面坐下。
“谁拥有情报，谁就会掌握时势，”福金漫不经心地回答，“部长先生们迷醉于业余活动，犯了某些使检察院非常关注的错误。我不因为沉默而索取金钱，我只希望人们倾听我的忠告。鲍里斯，你同意吧，我谦虚到了不成体统的地步。”
“这是怎样的忠告呢？”尤丁问道。
“明智的。我不会给予别的忠告。”
“你不再说什么话吗？”
“现在真的很难决定。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得向我索取什么，也许我可以说给你听。”
尤丁打量了一下福金，又仔细瞧瞧沉默寡言的巴尔丘克，疑惑地点点头。
“我没有冲到这个办公室里来，鲍里斯，我也没有把你请到这里来。是你们需要我，而你们好像说我没有用处。”
“你是个厚颜无耻的人，谢苗·彼得罗维奇。你量力而为，要不然，挥动卢布恐吓之后，而打击……”
“鲍里斯，你不要教训我吧，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可我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实力，不想分散自己的实力。我可以告诉我们那个沉默寡言的主人，他在苏黎世银行里的账目已经暴露了，我晓得那个数目字和金钱的来源，所以他沉默寡言的做法也是对的。”
尤丁朝副总理飞快地瞥了一眼，心里明白老朋友说的是实话，抹抹额角，叹了一口气。
“我们不去谈这个话题，你在这种谈话中是一个多余的人。你本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多余的知识会缩短寿命。你真诚地告诉我，你为什么需要我？”福金问道。
“你可以说是对的，”尤丁表示赞同，“你认识内务部刑事侦查局的古罗夫上校吗？”
“听过他的名字，不太熟悉。”福金撒了一次谎。
“你从他的路上走开吧，他会把人压坏的。”尤丁说道。
“我明白，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不能走开，也不可以随便走开。”
“谁可以自由活动呢？”巴尔丘克忽然问道。
“我不肯说，这个人你们对付不了。”
“与竞选运动有联系吗？”巴尔丘克又发问。
“有可能。”
“您能在六月以前把古罗夫驱逐出莫斯科吗？”
“请您去找奥尔洛夫将军面谈。”
尤丁明了，他们立刻会叫嚣起来，于是赶快说：
“打住，先生们！如果采用暴力你们彼此得不到什么好处。您知道，列夫·伊万诺维奇是我的旧交，有个时候我们互相效力，谁应当属于谁，就不晓得。我可以跟他谈谈，尽管我知道，从他那里打听不到什么与特工有关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但他是条汉子，我可以向他提出请求。没有谁会遇到危险吗？如果会遇到危险，那么，任何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谢谢，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不过和古罗夫谈话好像是毫无意义的，昨日他的同事负了重伤，人倒还活着，但是在枪击事件后上校不会来谈判，他不是我的朋友，但我认识他。”福金说道。
“鬼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尤丁站起来，“你们起先向他开枪，后来又打算对话。”
“不是向他开枪，而是向朋友开枪。”巴尔丘克纠正他说的话。
“你们单独地解决金融问题吧。你们要对古罗夫怎么办——我没有概念。是要和谁联系呀！”尤丁点点头，走出去了。
他从最近的公用自动电话间给古罗夫打了个电话。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好！尤丁使人不得安静。你偶然压痛了这个世界的两个强人的脚。”
“你好，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你认识我，我决不会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