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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记住这条路，”福金行走时说道，“紧靠尽头的左边第一座，”他几乎走在最前面。
警卫员司机不知为什么往那儿冲去，但是福金没有拦阻他，这件事和巴图林无关。他们走着，走着，走了很久，遇见的人们越来越稀少，整条林荫路不久就空无行人。对访问者，主要是对上了年纪的妇女来说，薄暮已经来到了。
“你看见那株树吗？”福金指了指巴图林不熟悉的那种枝叶繁茂的大树，“那是方向标。在它后面大约五步远的地方。”
他走到竖有洋铁十字架和小木牌的小坟墓跟前，小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某个雅可夫·雅姆什科夫的姓名。福金环顾四周，跪了下来，给自己画个十字，用那准备好的棍子挖了一下土，说道：
“你仔细看看。”
巴图林在他旁边蹲下来，也给自己画个十字。他没有听清很像掌声的枪声，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脑勺。巴图林侧着身子倒下了，第二颗子弹打穿了太阳穴，这是毫无必要的，但是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条理或次序。
福金站立起来，甚至不睁眼瞧瞧站在他近旁的助手，他环顾四周，抖了抖裤子。
警卫员凶手仔细地擦净手枪，把它塞在尸体下面。谁也不准备假装自杀了。
他们沿着另一条路回去，谈论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只是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上坐下来时，福金才说：
“你的婆娘还在睡觉呢？”
“我相信，”凶手回答，“她在喝完三杯以后会把电话切断四个来钟头。”
“你喝吧，在旁边躺下，让她第一个起床，叫你喝一点解醒酒。这个她能够记牢。虽然我不以为有人会来打扰你，但是要以防万一。”
回到莫斯科以后，福金又换上晚礼服，向饭馆走去，然后到俱乐部去，在那里大家认识他，约摸有十人能够证实他的任何供词。
古罗夫拿定了主意，他的任务是不避开杀手，不杀死他，而要活捉他。想必他几乎一无所知，定货已由第三个中间人送来。但是密探坚信不疑的是：捉拿杀手，在心理上是一次强烈的打击。福金相信，这个人一无所知，但在任何信念中存在着小小的裂痕。而突然……不应该知道，不可能知道。而突然……
就在这时候密探脑海中出现了那种狂妄而愚蠢的想法：如果假装成他，古罗夫上校，为什么还要杀死他呢？就像车轮子那样，用旧了，没有一个职业家眼下会确认这一事实，眼下会深信不疑。古罗夫会不会入殓，会不会被人埋葬呢？这真是对几十个朋友和几百个同事的嘲笑，他们决不会原谅他这一点。侦探的计谋是一回事，而圣物却是另一种概念。可是车轮子无论怎样旧，直至今日它还在转动，还在运输土豆、白菜、西瓜和甜瓜。厚颜无耻的粗鲁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段，它要求肇事人负责。
古罗夫拿定主意，但是怎样假装呢，对于这件事我们要加以考虑，而杀手必须查明并且把他抓起来。在捉拿期间传奇式的密探必将“遇难”。这有点儿像演戏，数以千计的人们经常去看戏，在这个所在，说实在的，人们又哭又笑，情不自禁。聪明人晓得，这是一柄木匕首，而观众反正会怜悯被刺的人，人所共知，眼看就要闭幕了。小伙子用凡士林擦去脸部的油彩，走去喝茶，也许是大口大口地喝酒。但是要知道，演得很自然，简直令人高兴极了。
必须上演这样自然的戏剧，让福金号啕大哭。叫他潜意识地知道，手枪射出空子弹，但由于疼痛，心都要碎了。而且他想更快地杀死这个密探。
人所共知，每次上演之前，先从存衣室里走出来，在开始演一幕闹剧之前，必须捕获主要执行者，即指杀手。
几辆小汽车只能沿着公路驶近别墅。如果牺牲品经过侧门走出来，非穿越那五至十米左右的开阔的空地不可。对一名优秀狙击兵来说，从七十至八十米的距离射击一个人，无异于一名优秀足球运动员从十一米的距离把足球射进那忘记布置守门员的球门。
古罗夫在窗户近旁给自己布置好一个舒适的野兽隐藏处，他拉开窗帘，把一朵鲜花放在窗台上，带着景色望远镜在这里安顿下来。密探明确地知道，有个狙击手待在隔一条马路的砖砌的棺材中。总有一天这些庞然大物会变成房屋，也许有人会把房屋摧毁，将砖头一块一块地拆下搬走。这一切取决于六月十六日选举的结局：总统倒台，到那时……古罗夫晃了晃脑袋，好像在驱散恶梦。密探把一切都计算到了，而且准确地估计到，他本人将会发生什么事。他将要退休，去见父母亲，遵照爹爹的嘱咐开始修建板棚或牛栏。他和当地的年轻的姑娘结婚，生儿育女，至少生两个，当他坐在安乐椅上察看暴发户们的尚未盖成的宫殿，他可以在任何时刻像那旧电影中的干部一样抓起一颗子弹的时候，他将会回想今日的情景。
当他细心地研究窗户上的射孔时，他知道一切取决于耐性。任何一个人最后会失去担心危险的感觉和警惕性。
密探心中盘算一下，在类似情势之下他自己要在什么地方躺下隐藏起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人到您这里来了。”从门槛上传来了奥列格的听不太清的嗓音。
古罗夫把望远镜放在一旁，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并从客厅里走出去了。两天前在这儿用过午餐的小组长之一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和橡胶皮靴站在后门边的门槛上。
“您好，上司，”小组长带着明显的土音说，“我叫斯杰潘，我们前不久谈过话……”
“你好，斯杰潘，我还记得你，你进来，请坐，想喝一杯吗？”
“谢谢您，我没有功夫久坐，而在工作时间我不喝酒。凌晨五点钟左右我在这里看见一个人。他好像是来捕鱼的……也许您觉得没有啥意思？”
“坐一会儿吧，斯杰潘，”古罗夫满有劲地把小组长领到自己房里，让他在安乐椅上坐下。
“可我会把东西都弄脏……”
“粘土不是血，擦得掉。我对什么都很感兴趣。就是说，五点钟左右渔夫出现了，据我所了解，他是您不认识的人。”
“当然，”小组长觉得他们都细心地听取他的意见，于是更有信心地开始说话：“这个男子汉不错，穿着挺雅致，只不过我想，他是打哪儿来的？公共汽车还没有通车，大约走六俄里的路就到他那里了，这样的男人应该坐汽车来。那么他为什么不把汽车飞快地开到水边去，而在很远的地方停车，徒步走去呢？一切经过不顺利。噢，如果你们不谈话，我就要去睡够才好，”他觉得不好意思，“我因有必要才到院子里去。我看，男子汉走得很快，你不敢说，住别墅的人清早就在漫游，总是向右面转过头来，望着这些砖头，但是他没有停步，未尝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目前，我们钓鱼不很认真，而他却有帆布套，钓竿梢露出来，布袋的底部显然有很重的东西，他甚至用手把它扶住。你看，他沿着大路走去，在树木后面隐藏起来了。”
“斯杰潘，如果向河湾走去，你仔细看看他是不是在钓鱼？”古罗夫说。
“其实，”小组长得意地微笑，“我穿上皮鞋去水边走了一趟，他不在那里，没有到河湾去，那个地方很开阔，无处可躲藏。”
“谢谢，斯杰潘，我欠您一箱伏特加，干活吧，丢开头脑中的遐想，其余的事情由我来操心。”
“你欺侮我，指挥员，”小组长捻捻棕黄的胡须。“如果我不是平白地受惊，那个‘渔夫’就要来找你了，我以为，他应该绕过那座建筑物，回到房屋之间的公路上去。你看，在那幢屋里，”小组长指指那几幢房子，“二楼的地板不太稳，轧轧作响。右面的三楼最舒适，而且合用，那里有一条电线从电力线搭到三楼，可以说，楼上有电灯。噢，他不打算点灯，可以把茶壶热一热。要讲的就是这些。”
“多谢，斯杰潘，你是个真正的侦探。”
“是个侦察员，”斯杰潘微微一笑，“应当经过花园的入口去抓住射击手，那里暂时还没有院子。”他点点头，走开了。
晚上三点钟奥列格暗中替换了上校，于是古罗夫去睡觉了，但是他没法睡着。密探回忆这件事完全不是时候，他答应把有关尤里雅出生的看法报告戈尔斯特科夫。聂斯捷伦科审查了密探的这种说法，而他和侦察员并没有联系。古罗夫在想到这件事时已经入睡了。过了三个钟头，他起床了，接替警卫员。
像平素一样，当你正在埋伏的时候，一昼夜拖得很长，它仿佛没有尽头，为了不扫兴起见，最好不去看手表。但当早上七点钟，这天早已黎明的时候，小组长用手指指那幢房子的窗户，窗户里闪烁出一点火光，就是说，他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活动。还有一件什么琐碎事情，抓住一个有武装的罪犯。狙击手的步枪也许是一支独弹枪，如果杀手要开枪，就要有拿出一颗子弹的时问。但是他的步枪是独弹枪，并不是事实，而且他也有手枪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自然，打伤杀手比较容易，但是依照密探的行动计划，莫如把这个人活捉起来。
古罗夫把几个警卫员请去共同商议。韦塔利是个三十来岁的强壮的特工，他坚定地说：
“我很尊敬您，列夫·伊凡诺维奇，但是依照我和主人签订的合同，我应当保卫这幢住宅，使不受盗贼和流氓的侵袭。正像我所了解的那样，您有一些紧要的事情，而在不久前我的儿子出生了。”
“我祝贺你，”古罗夫心平气和地说，“儿子——好极了，我很了解你，”真奇怪，但是古罗夫对这样的声明仍旧感到满意。
宁早毋迟地查明了这个人胆怯的原因，而且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在大庭广众中宣布自己胆怯的人通常在危急关头往往是顶天立地的人，表现得庄重尊严。那些既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