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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年的时候，小严已经换到了第三家歌厅，在银行里的存款已经有了好几十万。可就在她事业颠峰的时候出了一当子事。
其实那当子事倒霉的也不光是她一个。有天晚上，一个常客点了小严的台，唱了几首歌后，常客可能是喝多了，他提出在包厢里来一下。由于是常客，小严自然答应了。没想到两个人正在包厢里翻云覆雨，包厢门就被撞开了。几个警察和联防队员冲了进来。小严以卖淫罪被公安句拘留了，而她那个常客则被罚了三万块。
警察审了小严两个晚上，小严一个劲地承认错误，对他们提出的是不是老板教唆的事却矢口否认。最后警察气坏了，判了她半年劳教。半年后小严出来的时候竟发现老板带了三两车在劳教所门口接她。小严就跟结婚的新娘子似的，当时她别提有多感动了。此后在那家歌厅里，小严俨然成了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少新来的小姐都来拍她的马屁，小严甚至私下里给新来的小姐介绍客人，自己从中抽提成，其实小严的做法已经是半个鸡头了。不过好景不长，小严的鸡头没干了半年，派出所终于抓住了老板组织卖淫嫖娼的证据，小严又给抓进去了。这回她积极揭发老板的罪行，可派出所的民警却不买帐了。小严以协同组织卖淫的罪名给判了四年，老板则给判了十五年。
按说今年她该出来了，可小严出来后还会不会重操旧业呢？谁也说不准，不过好在她手里还有几十万呢，不干这行也一样饿不着。
小严是现代妓女的一个典型，她们没什么文化和道德观念，毫无所长却好吃懒做，至于家庭责任心、个人修养之类虚无飘渺的东西简直就没听说过，她们走上这条路一点也不奇怪。小严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若事生非，要是像别人似的毫不张扬地干上几年，弄上个二三十万，现在没准早回家过日子去了。可她居然还有些野心，不甘心只做一只普通的鸡，结果弄了个身败名裂。
可是如果说没有道德文化是大部分妓女堕落原因的话，另一些妓女的存在就没法理解了，因为现代妓女中有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流利的才女。
走遍全国各地的大小歌厅会发现东北小姐最多，笔者在海南旅游的时候，看到不少歌厅门口挂了块大牌子，耀眼的粗体字堂堂正正地写着：“正宗东北小姐！”当时笔者不仅乐了半天，看来东北小姐已经和川菜、烤鸭一样成了地方特产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歌厅里总是笑脸（3）
至于为什么东北特产小姐，笔者有些想法却不敢说，一来怕出版社为此受了连累而被人迁怒，二来笔者怕自己的家被东北老乡炸了。但笔者听说的另一个东北小姐，她的事却很值得在此说说。
李方是东北的一家著名工学院毕业的，她毕业后给分配到了抚顺的一家国营大厂。大学生参加工作自然是从实习生干起，李方在车间里实习了半年，半年后李方就辞职去南方了，因为她在厂里实在看不到希望。
众所周知东北是老工业区，设备老化、企业负担严重，工厂效益普遍不佳，甚至大部分厂子是在亏损经营。其实这是一个国家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如果有人去过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等老工业区也会看到相似的情景，但他们的经济转型在八十年代已经做完了。至于英国他们的老工业区转型时就更痛苦，可以说大英帝国的没落都与此有关。而我们正好处在这一关口上，所以东北老工业区的增效脱贫，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件棘手的大事，也是对政府工作能力的一次考验，但情况的好转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东北老企业职工的工资待遇自然成了大问题。就拿李方的厂子来说吧，她实习了半年，只发了一回工资，才三百多块，车间主任还说这是对新来的大学生的照顾。至于普通职工只有二百多，往往一拖就是四五个月。让人感到可悲的是，就是这样的企业，职工们还一天到晚担心下岗。为了保住这个破饭碗，他们不得不地拍领导马屁，甚至用从牙齿上刮下来的钱给领导送礼，好让他在下次讨论下岗名额时高抬贵手。
笔者上学时，一位老师曾颇感慨地说：不食喈来之食，从个人修养上说可以做得到，但如果认为这是人生真理而推广到整个社会就近乎于荒谬了。
在生活的压力下，李方的同事们私下操起了各种行当，于是早晚的大街上早点摊、卖菜的、修自行车的人中都有她的同事。更有甚者有些脑子灵活的男人不稀罕费那个力气，于是晚上用自行车驮着自己老婆去歌厅挣小费，十二点的时候再骑车去歌厅接人，于是抚顺出现了老公排队等小姐的奇异景象。刚到抚顺的人可能不知道，那歌厅里唧唧喳喳的小姐们大部分都是有老公的人，而她们的老公正在歌厅门口等着呢。有人为此编了几句打油诗：
“下岗女工不流泪，
扭脸走进夜总会，
不挣工资挣小费，
谁说妇女没地位？”
其实何止是下岗女工，没下岗就进歌厅挣小费的也有的是。
李方到深圳后本想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当时深圳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找工作已经不像新建特区时那么容易了。半个月后李方也进歌厅当小姐了，她本想先挣些钱，在深圳站住脚，可没想到不久她当小姐就当出瘾了。
俗话说：要了三年饭，给个总理都不干；当了三天鸡，从良就是下地狱。
由于乞丐和娼妓都是无本万利的行当，干久了，其他卖力气、费脑子的事就不愿意干了。所以说这些行业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毒品，其特征就是叫人欲罢不能。
李方是自己闯到歌厅，落草为鸡的。她一般是先在夜总会里找个地儿坐下，然后就开始搜索，一旦发现合适目标就上去和人家搭讪。由于李方谈吐不俗，模样出众，平常的客人是很难拒绝她的。再说来歌厅的人本来就是泡小姐的，对这种送上门的高档货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李方的皮肉生意进行了没一个星期，就险些把小命丢了。
那次她勾引了一个长相很酷的年轻人，本想在他身上好好捞一把，没想到却碰上了克星。年轻人不动声色地把她带进包间，李方意料不到的是后面还跟了三四个男男女女。还没等李方反映过来，年轻人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反手就将她整个摔到沙发上，跟着过来就抽了她几个嘴巴，后面的几个人也冲上来在她身上狠狠踹了几脚。李方一时间被他们打糊涂了，她包着脑袋直嚷嚷：“大哥，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没钱，真没钱！”她以为是碰上打劫的了，深圳这种事很多，一般人上街都不怎么带现金。
年轻人揪住她的头发，把他扭在沙发上：“你这个骚婆娘，已经注意你好几天了，你还没完了？知道不知道这是谁的码头？活够啦？”跟着“啪啪”又是两个嘴巴。
李方被打得两眼直冒尽星，可她脑子里立刻明白，这回是碰上当地的鸡头了。“大哥，我错了，我错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以后我就听你们的。”她几乎是在哀求了。
“就他妈知道撅着屁股卖肉，不知道来拜码头。”年轻人看她服软了，口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严厉了。“把裤子脱了，陪大爷们玩玩儿。”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几个避孕套，分发给另外几个人。
那天李方被三个鸡头轮奸了，其实也不能算做轮奸，因为李方自始至终都是挺配合的，被打肿的脸上居然还带着笑，等他们完事李方还给了鸡头五百块保护费。从此她在深圳就被那几个鸡头控制了，所谓控制就是必须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卖淫，而每次成交的收入都要给他们白分之二十的抽头。
鸡头本来是香港人的叫法，其实他们就是有组织的皮条客。他们三五成群，拉帮结派，带有明显黑社会的性质。鸡头们往往依靠武力或其他手段，甚至投靠一些政法机关里的败类做靠山。他们控制一定地域内娱乐场所的明娼暗妓，为她们提供保护、场所，从她们的收入中提取保护费，是不折不扣的犯罪集团。娱乐场所的老板一般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公安机关每次严打后不久他们就死灰复燃。最可笑的是鸡头之间经常发生争地盘、抢小姐之类的争斗，有的甚至能发展成大规模的械斗。在南方这中帮会性质的团体特别多，很多小姐到那里不得不依靠当地的鸡头，甚至主动去找鸡头，寻求保护。
李方在深圳呆了半年，最后她终于找个机会脱身了。
李方觉得北京不错，离老家比较近，小姐的收入也不低。而且北京的歌厅都是老板说了算，鸡头的地位比较低，根本惹不起歌厅老板，甚至不少地方鸡头根本插不进手去。她在北京歌厅里找了个熟人，一干就是一年多。凭心而论，北京来歌厅玩儿的人，素质的确比外地的高多了，说话不那么野，给小费时也不那么抠门。
当时全国各地小费的普遍行情是一百块，而北京一直是二百块，玩个全活儿的话，最少也是三百，要是赶上大方的五百、一千地出手也不新鲜。
后来歌厅老板的一句话终于让李方明白，北京人原来更虚伪。“大方？他们大方他妈个蛋！你才来几天？懂什么？没看见我的吧台上天天往出开发票？玩了五百开一千的发票，都他妈是花公款的主儿！”
原来北京的玩主儿大部分是花公款的，有时候发票开得让老板实在受不了，不得不到西直门地铁站去买假的。而做小姐的也一定要长个眼，大凡岁数比较大的几个人一起来的都是花公款的，这种人出手不会计较，说话也比较文明。可要是来了三五成群的小伙子，能躲就得躲，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地的小痞子，别看年轻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