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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决定力量。这种“命”或“理”也是独化出来，“自然而然”的统摄
一切具体事物、规定世界秩序的、不可违抗的神秘力量。
郭象的独化论和神秘主义又导致他在认识论上不可知论。在他看来，任
何事物都是突然的独自生存变化，无因无果，“玄冥之境”是混沌不分的，
“理”、“命”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因此，“夫死者已自死，生者
已自生，圆者已自圆，方者已自方，未有其根者，故莫知”。他又认为，人
的本性也是独化的、有限的。人的活动能力和范围不能超出其本性。人的目
见、足行、心知只是一种本能的“任其自动”而不是主观的能动性。因此他
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而要通过
主观修养，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便可以“冥然自合”，而“得其枢要也”。
在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神秘的“冥合”中，“弥贯万物而玄同彼我，混然与天
下为一”，可见，郭象的不可知论又反过来导致了十足的神秘主义。
在政治理论方面，郭象主张行“内圣外王之治”，主张“天为”。但他
所说的无为决不是“拱默而已”的无所作为，而是“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
他把顺其自然的“各用其性”的活动看作是无为，只要不超出本性范围的活
动就不算是有为。他说：“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
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
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他用顺其天理自然来调合有为与无为，是
达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和谐”，统治与被统治都是各
自的本性使然，就象工用斧、斧刻木一样合情合理。君主统治臣民是合理的，
“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应当以“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
臣”，这是合乎天人之道的。被统治者接受统治也是合理的，因此要“安命”。
要“各安其所司”、“各足于所受”、“各静其所遇”、“各安其所安”，
从而使贤愚贵贱，君臣上下各安其分，“天下无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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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还把仁义道德、纲常名教说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夫仁义者，
人之性也。”他反对把仁义道德看作外在因素的说法，认为仁义也是人独化
于玄冥之中的本性，服从名教是“天命之固当也。”
郭象的独化论发展了魏晋玄学本体论，使中国的思辨哲学发展到一个新
高峰。他看到万物本来就存在，用不着为世界寻找一个最终根源，这是人类
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他的独化论体系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的，他的“玄冥”说有着浓厚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色彩，对佛教的传播、
对后世的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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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时期宗教唯心主义的盛行与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1）道教产生于我国东汉末年
最早的道教组织是于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
道”。初期道教是一种民间组织，活动于下层劳动人民中间，并与农民起义
结合在一起。虽然太平道曾奉《太平清领书》，五斗米道曾教人学《老子》
五千言，但那时的道教尚未形成系统的教义或宗教理论。其说教基本上还是
中国民间长期流传的“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语”，鬼神崇
拜等迷信活动的杂凑。汉末及魏，黄巾起义刚刚被镇压，道教曾一度受到限
制。晋以后，封建统治者对道教加以改造和利用，道教开始转变成为地主阶
级服务的宗教。南北朝时，道教在与佛教争夺地位的过程中，其教义、理论
和组织都逐渐健全发展起来。
道教的基本教义是追求长生不老，肉身成仙。它的神学理论主要是借用
了道家的一些唯心主义理论，同时吸收了部分佛教的宗教唯心主义理论为补
充。道教把“道”作为最根本的信仰。道是超时空的、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
东西。“道”生“元气”，元气生天地、阴阳、四时，然后化育万物。道教
把“道”加以人格神化，即“元始元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
总称为“三清尊神”。其中道德天尊亦称“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
这就是道教所尊奉的神。
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寇谦之和陶弘景等。
葛洪自号抱补子。生活在晋武帝太康五年 （284年）至晋哀帝兴宁二年
（364年）。其主要著作是《抱补子》，此外还有《神仙传》、《枕中书》、
《隐逸传》以及有关医药等方面的著作多种。在道德神学唯心主义理论方面，
葛洪主要是发挥了《老子》关于“玄”、“道”、“一”、“无”的观念。
①
他把“玄”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
“道”和“玄”基本上一样，都是“胞胎万类”，“范铸两仪”，生成天地
万物。玄与道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又是看不见摸
不着的。即所谓“其本无名”，也就是“无”，“无”是根本，“有者无之
宫也”，“有”只是“无”的寄寓之所。玄道胞胎万类，但又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这就是“一”。“道起于一，其贵无偶”。葛洪认为“一”是最
真实的本体，因此又叫做“真一”。“守一存真”便是道教求仙通神根本途
径。只有经过“割嗜欲”“固血气”的长期修养才能守住“真一”，达到神
仙的境界。可见葛洪的“玄”、“道”、“无”、“一”完全是一种宗教神
秘主义的精神本体。
葛洪以堤和水、烛和火比喻形和神的关系，认为“堤坏则水不留”，“烛
糜则火不居”。这看来似乎与桓谭的形神论有些相似，但是葛洪强调的是炼
形养神，使神不离形，最终达到长生不死，肉身成仙。因此他强调“形须神
①
而立焉”，正象“有因无而生焉”。归根到底这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神观。
寇谦之是北魏时期著名的道士。他假借“云中音”授“太上老君”新科道教
的名义，改造五斗米道，把张陵到张鲁的初期道教宣布为“伪法”，务必除
去，提倡新道教“专以礼度为首”，将初期五斗米道所包含的下层人民的互
① 《抱朴子·内篇·畅玄篇》。
① 以上均引自《至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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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平等思想抹去，代之以封建礼教。寇谦之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为
魏太武帝封为“国师”，但他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发展。
南朝陶弘景在道教史上影响很大。生活在刘宋孝建三年（456年）至梁
大同二年（536年），他热衷于政治，常接受梁武帝萧衍的咨询而献计献策，
被称为“山中宰相”。他还是一位科学家，在医药学，古代化学、天文学、
地理学方面都有所造诣。他的道教哲学著作有《真诰》一书，认为“道者混
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②
这是一套“道”生元气、生天地万物的唯心主义理论。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
序，他还按照世俗等级制度编制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神仙世界。然后又反过来
以此理论论证世俗社会贵贱高低之分的合理性。
（2）佛教产生于印度
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迅速盛行
起来。南朝梁武帝萧衍甚至把佛教定为国教。
盛行于中国的佛教是经过了一番吸收改造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刚刚传入
的佛教神学在许多方面能够补充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但是也与传统思想存
在着明显的矛盾，因而遭到中国思想界的抵制和反对。为了在中国站得住脚，
扩大其影响，佛教经过了自身的改造，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玄学靠
拢。大乘佛教空宗的理论，宣扬一切皆空，与玄学贵无论“以无为本”的理
论极其相似，两者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而广为流传。当时，
为佛教理论中国化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道安、慧远和僧肇。
道安是东晋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在本体论方面，他把佛教所讲的“空”
与王弼的玄学贵无论思想统一起来，认为“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也
就是说“空”“无”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他的弟子慧远进一步发挥他的“本
无”思想，认为“法性”即“无性”。他用佛教的“缘起”说，说明万物都
是由各种“因缘”（条件）暂时凑合而成的，没有独立的本性，所以“有”
实际上是“无”。僧肇也是东晋时著名的佛教思想家，他以深厚的玄学功底
与佛教经学结合，将有和无、真和空统一起来，提出著名的“不真空论”。
不真空的意思是不真不空，也就是说世间万象“有”但不是“真有”，他们
是众多的条件凑合而成的，是“假有”或称作“妙有”。一切事物现象，虽
是缘起之“假”，自性为“空”，但却并不是虚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