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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居住的草原。前一年，有个因为瘟疫而死的病例，发生在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那里距离欧洲又近了一千两百五十英里。1878年，在下窝瓦河流域，也曾经爆发过瘟疫。成吉思汗过世一个世代之后，卢布鲁克踏上征途，曾经记载：“这里有好多土拨鼠，当地人称‘索格尔’（sogur）。冬天来临时，经常是二三十只挤在一个洞昏睡六个月，数量之多，难以胜数。”他还记录说，蒙古人一感染瘟疫，便会有人在他的帐棚外面竖立一个标记，警告外人不要进去。我跟奈马达瓦博士谈话之后，得到一个印象：当时蒙古人的警告措施，与现代牧民的隔离手法其实没有多大差异。
第三部分谈鼠色变（2）
中世纪的中亚爆发过大规模的瘟疫，这是于史有据的事实。考古学家最近在阿尔泰山西侧的伊萨克湖（Lake Issyk Kul）发掘出规模罕见的陵墓群，这些人都是死于瘟疫。再往东走，1331年的中国也曾有厉疫横行。历史学家怀疑，这场人口浩劫与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也就是黑死病）脱离不了关系。一个专门研究瘟疫的学者麦克尼尔（W。H。McNeill）甚至怀疑黑死病的散布与蒙古帝国四处拓展有关。从种种第一手的证据以及蒙古牧民根深蒂固的习惯来看，结论已经相当清楚：致命黑死病的传播途径，大概是从陆路传进欧洲的，跟海路的关系不大。受到感染的人体，在浑然不觉的潜伏期中，沿着商道一路推进到中亚，再进到欧洲，土拨鼠和其它的啮齿鼠类只是传播的第一站而已。自古以来，保存黑死病细菌的大本营就是中亚草原，蒙古铁骑在中世纪开疆辟土，蒙古商旅在他们的庇荫下四处经商，瘟疫，也就这么往外辐射，其中尤以欧洲受害最重。这么说来，成吉思汗还不能算是杀人如麻的恶魔，虽然他的军队征服了当时三分之二的已知世界，但是比起蒙古军人散播的瘟疫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于文明的摧残，黑死病可能比蒙古大军要负更多的责任。蒙古大军在西征之际，不经意留下了让欧洲人寝食难安的梦魇，散布了黑死病的沉重阴影。
我一直想找一个萨满巫师，亲自向他讨教。我们因此跑了一趟中蒙边境的第六工作大队，虽然没有找到巫师，但也不是毫无所获。我没有抱持太过乐观的期待，也不敢相信，经过共产党统治的蒙古，正统的萨满教还有传人——先前我们提过萨满教的信徒相信，土地、天空、石头、溪流、风、树都有精灵，还尝试跟它们沟通，占卜未来。只要让我打探到萨满巫师的蛛丝马迹，我一定铆足全力去查个清楚。萨满巫师也算是一种活古迹，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还能揣摩成吉思汗时代的奇幻传说。
萨满教称得上是蒙古帝国扩张时的核心现象。蒙古人常常说，是萨满教中至高无上的宇宙天神腾格里授命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的。甚至有人相信，成吉思汗本人就是萨满教信徒。举个例子来说，在他听到商队在厄塔剌被劫掠的消息之后，单枪匹马到深山去避居三天，这就是萨满教传统的祈祷模式：独自一人，与诸神对话。信奉基督教的卡庇尼和卢布鲁克到了蒙古，发现巫师数目之多，着实吓了一跳。他们总喜欢叫巫师为“卖卦的”，但他们其实更像通灵师或是算命仙——经常聚在王帐附近，召唤祖先的灵魂。卢布鲁克还亲自闯进蒙古包，看看这些萨满巫师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们总是可以在蒙古王公贵族或是有钱人的蒙古包外面，发现这些“卖卦的”（穷人哪请得起他们？）这些人的行囊，都装得满满的……他们会花很久的时间看风水，等扎好蒙古包、家当安排妥当之后，其他人才会挨个扎营。他们有固定的祭祀日期，有时是在每月的第一天，他们会造出我先前提到的简陋人偶，按照教规，放在帐棚的中间，围成一个圈圈，蒙古人进帐之后，对之顶礼膜拜，致献牺牲。外人休想进去一窥究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冲进去看了一下，立刻招来一顿痛骂。
也幸亏他的莽撞，卢布鲁克成为西方世界记载萨满教仪式的第一人，为这种神秘的原始宗教信仰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在当时，萨满大巫师也是宫廷天文学家，有本领预测日月蚀。日月蚀的时候，所有的蒙古人躲在帐棚里面，用各种乐器物品敲打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希望能吓走邪灵，还他们清明日月。遇到有人死亡，替死者举行葬礼的也是萨满巫师。他们会把死者的遗体与遗物放置在两堆火之间去邪。几乎所有的蒙古庆典都由萨满巫师主持，每年5月的第九天是蒙古的“母马初乳节”，马群中所有的白马都要聚在一起，谢谢上天在这个季节的恩赐。把第一滴马乳弹向天空的人，当然还是萨满巫师。卢布鲁克甚至相信，萨满巫师能够影响天气。蒙古人遇到生死大事都会找萨满巫师，有时还请他们帮忙看病。卢布鲁克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蒙古王公生了重病，全身疼痛难耐。他找来萨满巫师替他疗疾：
（这位巫师）坐得远远的，命令她的女仆按住王公的痛处，然后紧紧攥住手心。女仆照做，摊开手掌一看，满是毡毛和奇奇怪怪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往地上一放，竟然蠕动起来，有了生命似的。巫师把这些东西放进水中，它们竟然变成了水蛭。
卢布鲁克害怕这些巫师直接跟魔鬼打交道，常常有人对他说巫师夜间聚在帐棚里请神的故事：帐棚的中央放着一盘肉，而大萨满巫师“喃喃地念起咒语，手鼓重重地顿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精神进入狂乱的状态，一旁的人把他绑起来；恶魔暗中出现，给他肉吃，巫师则宣布神谕”。卢布鲁克的这段记载并非亲眼所见，因为仪式中若有他这个基督徒在列，恶魔可能就只会坐在帐棚屋顶，一个劲儿大叫：“我不能进来，我不能进来！”
第三部分寻找萨满传人
瘟疫爆发，因此我们在乌梁海部落时，小心翼翼地跟族人保持礼貌性的距离。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蒙古的偏远角落，发现萨满教的继承人。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小朝廷中，就有萨满巫师为清朝护法。在乌兰巴托，我们听到一个说法：有个萨满女巫师住在巴颜乌古烈省的阿尔泰山区，据说，她有一对千里眼，许多年前，有人见识过她的手段。讲这个故事的人说得头头是道。二十多年前，一个知名的诗人在诗中盛赞她的法力无边。这个女巫师不但对萨满教的诸般规矩法术了若指掌，而且预言神准，百发百中，病人只要能找上她，包准药到病除。但是，这个巫师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到底住在巴颜乌古烈的什么地方，却是谁也说不上来。他们建议我去问当地人看看。
我们的第一个线索是乌古烈城。在城里打听了老半天，并没有结果，有人告诉我们，到第六工作大队去找找看，最后，还是白跑了一趟。不过，我们得以一窥边城德森尔格（Tsengel）的庐山真面目。这座在山脚下的小城，颇有几分美国拓荒时期的苍凉气氛，只是街上看不见穿着羊皮、鹿皮衣服，迈着大步的猎人，取而代之的却是头发苍白，戴着翻皮缎帽、穿着灯心绒大衣的哈萨克人。哈萨克人赶着一群驮马，马背上负着几袋面粉和杂七杂八的补给，准备回山。“大夫”上去搭讪，想知道传言究竟可不可靠，初步打听的结果着实让人丧气。没错，这里以前有个萨满巫师，就是不知道她是死了，还是躲在山里哪个僻静的角落安度余年——反正没有人说得出她的下落。
有个消息倒是挺有用的。他们说，这萨满巫师不是哈萨克人，也不是乌梁海人，而是吐瓦人（Tuva）。许多人类学家把乌梁海人和吐瓦人归成同一类，只是部落的名称不同。不过一般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却觉得这种说法有点鱼目混珠。他们说，目前只剩下两万五千人的乌梁海部落是比较地道的蒙古人，住在蒙古，讲的也是蒙古话；但是，吐瓦人跟住在边界另外一边的吐瓦自治共和国（Tuva Associated Socialist Republic）的人比较接近，讲的是土耳其语系的旁支——突厥语。我的感觉是，吐瓦人与哈萨克人一样，都刻意疏离蒙古的主流社会，所以比他们住在苏联附庸国的亲戚们，保留了更多古老的文化传统。过去的吐瓦人是三种中亚生活的综合体——他们赶着牛群、羊群在山上放牧，随着季节迁移，在叶尼塞河（Yenesi）上游河谷种小米，并饲养驯鹿，在它们身上绑上鞍鞯，当马来骑。我的观点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吐瓦人其中一个根据地，就是西伯利亚森林——亚洲萨满教的起源地。
有人警告我们，巴颜乌古烈的吐瓦人相当排外，不怎么搭理陌生人。但是，有个叫做马格沙的吐瓦人刚刚从政府单位退下来，说不定他愿意帮我们忙。运气不错，我们的哈萨克司机刚好认识他（我们的司机好像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带我们找到马格沙的帐棚应该不难。于是，我们就上路了，先到一个叫做“梦幻谷”的地方，再沿路打听。
吐瓦人孤僻的名声果然是名不虚传。半路上经过一个吐瓦人的毡帐，我们停了下来，向他们询问马格沙的下落。毡帐的主人态度相当冷淡。没看到有男人在附近，女主人在毡帐外洗刷锅碗瓢盆，木然地向我们挥挥手，要我们到她的蒙古包里歇歇脚。我们进了帐棚，足足过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来招呼我们。然后，才看见她端给我们一盆不怎么新鲜的面饼、一些酸奶，不发一语，又走了出去，干自己的活去了，一点也没有要跟我们聊两句的意思。能言善道的“大夫”也是花了好大的工夫，才从她的嘴里问出我们到底该往哪里去。
第三部分吐瓦部落
马格沙的帐棚就在两英里开外、接近溪流的地方，那里有一长串哈萨克人的穹庐，他的蒙古包扎在更高一点的地方。蒙古包里的装潢，一半是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