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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的同等严格的课程包括：刑法、指纹分析、暴力及白领犯罪、拘捕技术、枪支使用、徒手格斗以及调查局在国家执法领域中起作用的历史。不过我记忆最清楚的一门课程是在训练开始后不久学习的。我们称之为“脏字训练”。
“教室门关好了吗？”授课老师问道。随后，他分发给我们每人一份词汇表。“我要求你们掌握这些单词。”据我的回忆，词汇表包括了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汇中的下列精华：狗屎、操他妈的、舔阴、口交、女阴、龟头等等。我们要做的就是牢牢记住这些词汇，以便日后在办案中——例如在审讯嫌疑人过程中——碰上这些用词时，知道如何去应付。我们要保证将所有带这类脏字的办案报告交给办公室的“下流语速记员”（我可不是在戏言），而不能交给普通的秘书。下流语速记员传统上都是由年龄较大、较为老练的妇女出任，她们能较成功地掩饰看见下流词语时的惊愕。可别忘啦，那年头调查局是男人的天下，况且1970年国民的敏感程度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在胡佛统治下的联邦调查局里是这样。我们甚至还进行过脏字拼写比赛，在所有考卷被收回并且——据我推测——在评分之后，投入金属垃圾桶统统烧毁。
尽管这种训练显得荒谬，我们对打击犯罪都是满怀理想的，都认为自己会有一番不俗的作为。在新特工训练进行到一半时，我被召进了负责训练的局长助理乔·卡斯珀的办公室，他是胡佛最信赖的助手之一。局里的人都叫他“和善的魔鬼”，不过起这一诨名的用意绝非出自亲热，而是带有讽刺。卡斯珀表扬我在大部分课程中表现出色，但是“局内沟通”课程未达到平均水平。局内沟通系指在机构不同部门之间彼此进行交流所使用的方式和术语。
“长官，我要争取达到一流水平。”我答道。如此求胜心切的人会被说成是爱出风头，这种心情可以帮助你出人头地，也会使你丢人现眼。如果出风头获得成功，他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他搞砸了，那种彻底失败的后遗症将是非常持久和人人皆知的。
卡斯珀也许待人苛刻，但绝非蠢材。他见识过许多爱出风头的人。“你要达到一流水平吗？拿去吧！”他随手扔给我一本术语全册，要求我在圣诞节假期归来时熟记全部术语。
查克·伦斯福德是我们班的两位学院辅导员之一，他得知了我的情况，跑过来问我：“你在他那里都说了些什么？”我如实相告。只见查克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睛。我们俩都晓得这下子可够我忙的了。
我回到父母住处欢度圣诞节。当家里人都在尽情欢乐时，我还得一头扎进那本沟通术语手册里。这哪里像是在过节！
1月初我回到了华盛顿，依然吃力地忍受着那次出风头的后果。我必须参加笔试以检验我的用功程度。当班里另一位辅导员查理·普赖斯告诉我考了99分时，我无法表达当时感到多么宽慰。“实际上你得了100分，”查理对我泄漏了实情，“但是胡佛先生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为期14周的训练进行到大概一半时，局里就征求过我们每个人对首次分配外勤工作的意愿。联邦调查局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分布在遍及全美的59个外勤工作站。我意识到做这种选择是需要一定招数的，它就像一局大型的国际象棋比赛，对弈双方是新征人员与调查局总部。我一如既往地尽量从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来自纽约，并不特别想返回那里。我估计洛杉矶、旧金山、迈阿密，没准还有西雅图和圣迭戈会是最抢手的城市。因此我选择了一个二类城市，这样就有可能实现第一志愿。
我选择了亚特兰大，被分配到底特律。
我们毕业之际都得到了永久证书、一枝0．38口径6连发的史密斯一韦森10型左轮手枪、6发子弹、以及尽快赶去赴任的指示。总部一向很害怕新征人员在华盛顿市内，在胡佛先生的鼻子底下捅出乱子，那样对谁都不会有好处。
我另外还得到一本题为《底特律生存指南》的小册子。这个城市是美国种族矛盾最激化的地区之一，1967年的骚乱事件影响犹存，它因一年发生八百多起谋杀案而堪称全美犯罪首都。事实上，我们在工作站里进行过一次令人汗毛直竖的集体打赌，赌的是截止年底究竟会发生多少起杀人案。同大多数新特工一样，我刚上岗时也是满怀理想和精力充沛的，但是不久就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我在空军服役四年，其间最接近战争场面的一次就是因打橄榄球和拳击致使鼻子受伤而住进基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时，我的病床紧挨着几位越战负伤士兵的病床。来到底特律以前，我从未有过被视为敌人的经历。联邦调查局在许多领域招人憎恨。他们把影响渗透到大学校园，建立起市区告密者网络。我们开着灰黑色汽车，到处招摇过市。在许多居民区，人们向我们扔掷石块。他们豢养的德国牧羊犬和短毛猎犬也很不喜欢我们。我们得到过警告：在缺乏完全充足的人力火力支援下，不得进入市
区某些地段。
当地警方对我们也很不满。他们指责调查局在办案中“抢头功”，尚未侦破案件就率先发布新闻，然后又将警方侦破的犯罪案件加在调查局独自破案率的统计数字之上。颇具讽刺意昧的是，在1971年我作为新手的那一年中，调查局雇用了大约1，000名新特工，而主管我们上街执勤这门实践课的主要不是调查局，而是当地警方，他们将我们置于其羽翼的保护之下。我们这一代特工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全美各地警官的尽职精神和慷慨大度。
抢劫银行在当时甚为猖獗。每星期五是付薪日，各家银行都要准备大量现金，而我们平均要办理二至三起持枪抢劫银行案，有时则高达五起。在底特律的银行普遍使用防弹玻璃以前，现金出纳员死伤的案子多得惊人。我们办过一个案子，案发经过都已摄入了银行监视器，一名银行经理遭到枪击，毙命于办公桌前，当时正在办理贷款申请手续的一对夫妇就坐在他的对面，他们惊慌失措，无助地旁观着悲剧发生。令抢劫者大为不满的是，该经理打不开定时保险柜。遭此横祸的不只是那些能够经手上万元现金的银行官员。在某些地区，连那些在麦当劳打工的人也同样面临生命危险。
我被派往犯罪反应组工作，它事实上指的是对已发生案件做出反应，例如抢劫银行案或勒索案。我的工作是配合该小组的“非法潜逃以避起诉”分队的工作。后来证明，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该分队总是有机会参加许多行动。除了在工作站范围就每年杀人案发生率进行打赌外，我们还在小组内部搞过一场竞赛，比在一天之内谁能逮捕更多的凶手。这种竞赛简直无异于汽车销售商进行的看看谁在特定时间里销售汽车最多的比赛。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最忙的一类工作是对付属于所谓的“42分类”的逃兵。越战把美国一分为二，许多家伙一旦当了逃兵，死也不肯回去参战。我们办理的登记在“42分类”名下的袭击执法官员案件要超出其他任何一类在逃犯的袭击案件。
我头一次参加分队行动是去追捕一名陆军逃兵。我找到他工作的一家路边加油站。我亮出了自己身份，原以为他会乖乖就范，谁知他突然拔出一把锉得亮亮的、把手缠着黑胶带的简易匕首，对着我就刺。我后退了几步，险些被他刺中。我向他猛扑上去，将他顶在加油站的玻璃上，用劲把他按倒在地，一只膝盖压在他背上，手枪顶着他的脑壳。此时那位经理对着我大叫大嚷，抗议我抓走了他的优秀工人。我到底在做些什么？难道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职业吗？不停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捕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人物是不是值得呢？这时，工业心理学显得有多么美好。
追捕逃兵除了常常带来感情上的困惑，还造成军方与调查局之间的怨恨。有时我们会拿着逮捕证一路追踪，发现了那个家伙的踪迹，在大街上当场将其抓获。他会愤怒地制止我们将他带走，用指关节敲击他的假腿，然后告诉我们，他在越南战场因腿部负伤荣获了一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银星勋章。再三出现的局面是，无论是自愿选择回去的逃兵还是被军方抓获的逃兵，全部受到定期遣返越南的惩罚。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可军方从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情况。就我们所知，他们仍然被视为擅离职守的逃兵，我们为此极为恼火。
更糟糕的是，我们有时会找到一个逃兵的登记住址，碰上的却是泪流满面且有理由无比愤怒的妻子或父母亲，她们会告诉我们，要缉拿的人已经英勇阵亡。我们居然在追捕那些阵亡的士兵，而军方却从来不让我们了解实情。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当你深入现场后，便开始意识到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未在学校里或训练中传授过。比方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例如上公厕进入隔间时）如何放置枪支？是仍让枪套在腰带呢，还是把枪挂在隔间的门上？有阵子我把它放在腿上，但那样一来我会觉得很紧张。这便是人人都会碰上的事情，却又不是那种你可自由自在地与资深同事讨论的事情。在我工作一个月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来底特律工作后，我购买了一部大众牌甲壳虫车，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同一型号的汽车成了系列杀手的首选用车。特德·邦迪就拥有一辆，正是通过查找这种型号的车等方式才最终确认他是凶手。不管怎么说，有一回我把车子停放在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前面，打算到男士用品店买一套西服。我知道到时还要试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