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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看《华尔街杂志》便成了特工队伍中部分人喜好的消遣方式。
由于生性爱出风头，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提交一份报告，建议上级采纳一套以考核业绩为基础的工资体系，奖励那些办案业绩最突出的特工。我把报告交给了我们的主管特工助理，汤姆·纳利。
汤姆把我召进办公室，关上了门，从桌上拿起那份报告，善意地对我笑了笑。“约翰，你有什么可着急的呢？你会晋升到GS一11级的。”他边说边把报告撕成两半。
“你会晋升到GS一12级的。”说着他又把报告撕成两半。“你会晋升到GS一13级的。”他又撕了一下，放声大笑起来。“不要去打破现状，道格拉斯。”这便是他最后的忠告，说罢他将那些碎纸片丢进了垃圾桶。
15年过后，埃德加·胡佛早已过世，至少已经丧失了某些影响力，联邦调查局果真实行了以考核业绩为基础的工资体系。不过他们最终实行这一体系时，很明显我并没有出什么力，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5月的一天晚上，实际上我记得是5月17日后的那个星期五晚上——至于说为什么提这个日子原因嘛，你过会儿就会清楚——我与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杰克·孔斯特正泡在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酒吧里。那酒吧位于工作站的街对面，名叫吉姆车库。当时摇滚乐队正在演奏，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忽然一位妩媚动人的年轻女郎带着女友走了进来。她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索菲娅·罗兰。她一身时髦的打扮：蓝色的短上衣和几乎裹住大腿的高跟长靴。
我大声叫道：“嘿，蓝衣女郎！上这儿来！”出乎我的意料，她和女友真的过来了。她名叫帕姆·莫迪卡。我们随即谈笑风生，很谈得来。原来那天是她的21岁生日，她和女友是出来庆贺达到法定饮酒年龄的。她似乎挺喜欢我的幽默感，事后才得知，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长相挺帅气，但蓄着政府规定的短头发则显得有几分傻气。离开吉姆车库酒吧后，我们在当晚余下的时间里又换了几家酒吧畅饮。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她居住在底特律市区，上过珀欣中学，那是一所几乎完全面向黑人的学校，篮球明星埃尔文·海斯曾就读于此。我们相识时，她正就读于伊普西兰蒂的东密歇根大学。
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快，不过帕姆也在社交方面付出了代价。当时是1971年，越战依旧如火如荼，大学校园里弥漫着对联邦调查局的不信任情绪。她的许多朋友都不愿与我们交往，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当局派来的密探，会把他们的言行报告给上级部门。这些年轻人自恃重要，以为正受到当局的监视，这种念头整个显得荒唐可笑。不过话说回来，联邦调查局那时确实在干这些事。
我还记得，有一回陪帕姆听社会学课时发生的事。我坐在教室后排听课，授课的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年轻助理教授，非常“入时”。我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也不时回视着我，很显然我的到场确实使她感到心神不定。任何来自调查局的人都不是朋友，她学生的男朋友也不例外。回顾这件事，我认识到有时你仅仅作为普通人也会让人不安，而我和我的科员则利用了这一点。在阿拉斯加州办理一宗凶残的谋杀案时，我的黑人同事贾德·雷就曾让一名持有种族偏见的被告在证人席上表现得心烦意乱，因为雷就坐在被告的女友身旁，对她十分友好。
帕姆上东密歇根大学的头几年里，一名系列杀手正在连续作案，不过我们那时尚未启用这一术语。他初次作案是在1967年7月间，一位名叫玛丽·弗莱泽的女生失踪了。一个月以后才找到了她那已被肢解的尸体。她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双手双脚已被砍下。一年之后，位于邻近的安阿伯城的密歇根大学的学生琼·谢尔的尸体也被人发现。她惨遭强奸，身上差不多有50处刀口。后来又在伊普西兰蒂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些被称为“密歇根谋杀案”的杀人案件愈演愈烈，两所大学的女生都因此生活在恐惧之中。被发现的每具尸体都带有惨遭折磨的痕迹。直到1969年密歇根大学一个名叫约翰·诺曼·柯林斯的学生被缉拿归案时——抓获他的人正巧是他的叔叔，警察下士戴维·利克——已有6名女大学生和1名13岁女孩惨遭毒手。
在我进调查局之前三个月，柯林斯已被定罪，判以终身监禁。不过我常常在想，倘若调查局当年就掌握了我们现在拥有的破案知识，这个魔鬼会不会在制造如此多的惨案之前就已被绳之以法。即使在他被捕以后，他的幽灵仍然在校园里徘徊，正如特德·邦迪的幽灵两三年后开始在其他大学校园里徘徊一样。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已成为帕姆近段人生的部分记忆，也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我在想，当我开始研究和追踪系列杀手时，约翰·诺曼·柯林斯和他手下那些美丽无辜的受害者十有八九是与我同在的，至少在潜意识层次上是如此。
我比帕姆大五岁，但是由于她还在上大学，而我已经在执法界工作，我们之问常常仿佛有一道代沟。在公开场合，她经常少言寡语，在我和我的朋友身边显得百依百顺，可我担心我们有时利用了她这一点。
有一次，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我与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饭店餐厅共进午餐。我们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状盖饰皮鞋，帕姆穿的是生气勃勃的大学生便服。用餐结束后，我们乘电梯回一楼大厅，电梯好像是层层必停。每停一次，电梯里就显得更为拥挤。
电梯降到一半时，鲍勃转向帕姆说：“我们今天这顿饭吃得真愉快。下回我们再来市中心，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帕姆望着地面，尽量不做出反应，这时我插了进来：“下次由我来带掼奶油，你来带樱桃。”电梯里其他乘客面面相觑，不自在地扭动着身体，帕姆终于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他们都望着我们三人，好像我们是变态狂。
帕姆定于秋季学期作为交换学生赴英国考文垂学习。8月下旬她飞往英国时，我已十拿九稳，她就是我要娶的姑娘。我从未想到要问一问帕姆对我是否也有同感。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她不在美国时，我们书信不断。她的家我跑得很勤，她家就住在密歇根州露天商品展览会附近的阿拉梅达街622号。帕姆还是个小孩时父亲就已去世。她母亲罗莎莉非常好客，于是我利用了这一点，每星期有好几回上她家吃晚饭，同时对她以及帕姆的弟弟妹妹进行侧写，以便设法摸透帕姆的习性。
这一期间，我结识了另一位女性，帕姆后来称其为“高尔夫宝贝”（尽管她俩从未见过面）。同样，我们是在酒吧里相识的。回首这段往事，我当时光顾酒吧的时间肯定是过多了。她二十岁刚出头，相当迷人，刚刚大学毕业。在我们刚认识时她就坚持要我上她家去吃饭。
原来她家住在迪尔伯恩，即福特公司全球总部所在地。她父亲是一家大汽车公司的总裁。他们家住的是一幢石砌的大房子，辟有私人游泳池，还有艺术品原作和时尚家具做摆设。她父亲年近半百，一副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她母亲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同坐在餐桌旁，两边坐着我的新女友的兄弟姐妹。我开始侧写这个家庭，试图估算出他们的财产净值。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试图对我做出评价。
一切进展得过于顺利。他们似乎对我是调查局特工这一点颇有好感，这倒是与我所熟悉的帕姆圈子里的人大不一样，这让我愉快。不过这些人当然有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我越来越紧张，而且我意识到，紧张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几乎要我马上就结婚。
她父亲询问了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服兵役情况。我告诉他，我管理过空军基地运动场地。然后他告诉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律郊区拥有一处高尔夫球场。他接着侃起了什么平坦球道呀，什么形击球区呀，而我则在不断提高对他财产的估价。
“约翰，你打高尔夫球吗？”他问我。
“我不打，伯父，”我一拍不落地答道，“不过我的确愿意学习。”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捧腹大笑起来。我当晚留宿她家，睡在一个小房间的长沙发上。半夜时分，那个姑娘走过来看望我，不知怎么她竞能“梦游”下楼来看我。也许是将要住在这所高档住宅里的念头让我害怕，也许是进调查局以来担心被人算计的本能起了作用，总之，我被她的大胆进攻吓住了，不过这一点与她家里其他人的表现倒是相符的。在享受了她全家的殷勤款待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次日早晨，我告别了她家。我知道从此便与过上优越生活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1971年圣诞节前几天，帕姆从英国重返故里。我已决定向她求婚，并且买了一枚订婚钻戒。在那个年头，调查局有不少关系户商店，你可以上那里买到几乎任何想要的东西。我去买钻戒的那家公司就非常感激我们侦破了一起珠宝偷窃案，因而出售给特工的商品都格外便宜。
由于价格优惠，我买得起的最大钻戒重达1．25克拉。不过我拿定主意，要是她第一眼是在香槟酒杯杯底看见钻戒的，不仅会认为我这人绝顶聪明，而且钻戒看上去会像有3克拉一般大小。我领她去了离她家不远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我打算一等她起身上洗手间就把钻戒放进她的酒杯。
但是她一直没去洗手间。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又领她上了这家餐馆，结果完全一样。我那时已经执行过无数次监视任务，常常在车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想上厕所也只得硬憋住，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障碍，因此我实在是不得不佩服帕姆。然而，这也许应被视为传递着来自上帝的某种信息，即我尚未准备就绪，不宜急于结婚。
第二天晚上是平安夜，我们都上她母亲家过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