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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诖硕裙擞嗌Ｋ耙恢笔悄７斗溉恕�1984年，77岁的盖因在门多塔疗养院的老年人病房中平静地死去。
不用说，身为一名当地警探或者外勤特工，你是不大经常接触此类事情的。当我返回密尔沃基后，便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此案。可是当我向州检察长办公室查询时，发现办案记录已被密封、禁止查阅，理由是犯罪行径过于疯狂。
当我表明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是从教学的角度对此案抱有兴趣后，办公室人员为我启封了卷宗。我跟随办公室人员走进档案室，从长长的架上面取下几盒卷宗，还得去掉封蜡才能打开翻阅，这一幕我终身难忘。里面的一张照片令人刻骨铭心：赤身露体的无头女尸用绳索和滑轮倒吊着，从胸骨一直剖开至阴部，生殖器官全被割下。别的照片则显示割下的首级摆放在桌子上，睁开的眼睛目光呆滞。这些画面是如此让人触目惊心，如此不可思议。我开始推测制造这一切的真凶是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又如何能有助于缉拿凶手。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这件事情从此便始终挂在我的心头。
1976年9月底，我离开密尔沃基，前往匡蒂科接受临时任职，我已被选派担任第一。七期训练班的辅导员。帕姆只得独自留在密尔沃基，操持家务和抚养年仅周岁的埃里卡，同时还要教书。这是我此后多年中多次离家出差的头一回。我想在调查局，在军界和外交界的大多数人对后方的配偶所承担的重负恐怕体会并不深。
调查局全国学院的培训项目为期1l周，课程要求很严，招生对象是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国的有成就的资深执法官员。学院学员通常与调查局特工一道受训。区别两类受训人员的方法是识别他们衬衣的颜色。调查局特工穿的是蓝色衬衣，学院学员穿的是红色衬衣。另有一处差别：学院学员往往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为了具备入学资格，你必须获得所在地负责长官的推荐，并要得到匡蒂科教官的认可。全国学院不仅提供有关最新执法知识技术的专业训练，而且也为方便调查局与各地警官建立起个人关系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场合，这种关系屡经证明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资源。全国学院培训项目的负责人是吉姆·科特，一位深受警察喜欢的真正的执法官员。
我作为辅导员，要负责一个50人组成的学员班。虽然当时的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及接任的克拉伦斯·凯利制订的政策是，l开放调查局，摆脱胡佛时代那些狭隘的条条框框，可是全国学院尚未招收任何女性学员。除了美国学员外，我的班上还有来自英国、加拿大和埃及的学员。你和他们同住集体宿舍，而他们对你的期望是方方面面的，你得当教官、社交老师、医护人员、类似童子军小队中的女训导。行为科学科人员可以借此观察你如何同警察打交道、是否适应匡蒂科的环境以及你如何应对压力。
要说压力可不少。学员们所受的训练是一流的，但是代价也不菲：远离家人，成年以来头一回住在集体宿舍，不能在宿舍饮酒，与素不相识的人共用卫生间，被迫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而这种训练是大多数人自从特工训练结束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大约熬到第六周时，不少警察差不多要发疯了，动不动就会撞向那些空心煤渣砖砌成的白色墙壁。
辅导员当然也是很不好当的。每个辅导员执行所指派任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同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其他情况时一样，我拿定了主意，要想使我们班完好无损地通过培训项目，我最好要有些幽默感。有些辅导员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其中一位要求非常严格，在院内体育比赛中居然对学员严厉呵斥。到了第三周，他负责的班级已是无比恼火，学员们送给他一组行李箱，意思是“从这里滚蛋吧”。
另有一位辅导员曾是一位特工，我姑且叫他弗雷德吧。他来匡蒂科之前从未有过贪杯的毛病，可是来这里以后确实酗起酒来。
辅导员应当观察学员出现情绪沮丧时的征兆。事实上，弗雷德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是抽烟就是喝酒，直至大脑出现一片空白。当你面对的是久经街头执法考验的警察时，只有适者才能生存。稍有弱点暴露出来，你就完蛋了。弗雷德真是个好人，非常敏感和善解人意，容易相信别人，因此他制服不了这帮警察。
当时有一条永远生效的规定：不准女人留宿。一天晚上，有位警察找到弗雷德，抱怨说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你身为辅导员是不愿意听说这种事情的。他的室友每晚要换一个女人上床，搅得他无法入睡。于是弗雷德和那家伙一同来到那间寝室，竟发现有五六个人正等候在门口，汗津津的手里捏着钱，等待轮到自己上阵。弗雷德怒气冲天，闯进房间一把抓住压在金发女郎身上的家伙，将他掀了下来，结果发现那个“女人”是一个充气洋娃娃。
一星期之后，一个警察深更半夜找到弗雷德的房间，说是他的室友哈里情绪低落，刚才打开窗户跳了出去。首先，集体宿舍的窗户是不准打开的。弗雷德闻讯疾步穿过走廊，冲进房间，从开启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哈里浑身是血地躺在草地上。弗雷德飞速跑下楼梯，奔到自杀现场，谁知哈里一跃而起，把弗雷德吓了个魂飞魄散。无独有偶，当天夜里有人私自拿走了餐厅的一瓶番茄酱！到了毕业时，弗雷德的头发变得稀稀拉拉，他不修边幅，经常感觉腿部发麻，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神经科医生对他做了l临床检查，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年后，他已重返外勤工作站，因残废原因而被免职。我为他感到难过，不过警匪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十分相近的：你必须向每个人证明白己有多么刚强。
尽管我采取的是随和幽默的方式，也同样不能幸免类似的遭遇，好在所受的作弄大多是校园里常见的恶作剧。有一回，班上的学员把我寝室里的家具搬了个精光；另有一回，他们把我的床单剪短；还有好几回，他们将玻璃纸粘在我的抽水马桶座上。你必须想法化解压力。
曾经有一度他们搅得我简直要发疯，情急之中我决定躲避一会儿。这帮人不愧为优秀的警察，居然就能准确地感觉到那一时刻的到来。他们用空心煤渣砖将我那辆绿色M（诳车垫了起来，刚好让车轮腾空一丁点，这样启动时车轮只能空转。我坐进车子，启动了发动机，猛踩离合器，挂上了挡，可车子就是无法加速，而我怎么也想不通，车子为何停在原地不走。我下了车，诅咒着这辆发动机性能如此蹩脚的英国车。我打开发动机罩，用脚猛踢轮胎，又弯下身子查看车况。霎时间整个停车场车灯齐明。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打开了车前灯，灯光照射着我。他们口口声声说很喜欢我，闹够了以后，又替我将车子放回到地面。
外国学员也免不了被人作弄。许多外国学员来的时候带了空行李箱，因此常常上军人服务社大肆采购。我对一位埃及上校印象特别深刻。他曾经询问一位来自底特律的警官“fuck’’①一词有何含义。（大错特错。）那位警官告诉了他（他的解释倒也有几分准确）：这是一个通用词，视语境而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不过大部分时候几乎都可适用。其中一层意思是“漂亮的”或者“高级的”。
①粗话，相当于中文里的“他妈的”。
于是乎此人来到军人服务社，走到照相机柜台前，用手指点着说：“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闻言色变的年轻女店员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在场的其他几位学员赶紧走到他身边，向他解释说，尽管这个词的确用法多多，却是不可当着女性和小孩的面说出来的。
还有一个日本警官，出于礼节的考虑向一个美国警官打听了遇到他非常尊重的教官时如何表示应尽的礼仪。于是每当我在走廊上遇上他时，他总是面带微笑，恭敬地一鞠躬，向我表示问候：“操你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非但没把事情复杂化，反而回敬他一鞠躬，面带微笑地说：“也操你的。”
一般而言，当日本人派员来全国学院受训时，会坚持一次送两名学员。没过多久我们才知道，其中一人是长官，另一人是下级，要负责为长官擦皮鞋，铺床，打扫房间，并且通常担任其仆人。有一回，几位学员去找吉姆·科特，抱怨说那个日本长官要定期练习空手道和武术，把他的随从打得死去活来。科特把那位长官叫过去，向他说明学院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且毫不含糊地正告他，他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这件事证实了文化差异上的障碍是必须克服的。
我旁听了全国学院的课程，对他们的授课方式有了了解。当培训于12月结束时，行为科学科和教学组都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教学组组长还主动提出替我支付进一步攻读研究生的学费，不过我倒觉得对行为科学更有兴趣。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我回到了密尔沃基，对获得匡蒂科的新职位如此充满信心，以致我和帕姆还在匡蒂科的调查局全国学院南面不远处购置了一块五英亩的土地。1977年1月，局里宣布要进行一项人力资源研究，在此期间一切人事调动暂时冻结。我的新职位就此泡了汤。我被弗吉尼亚州的那块地产给套住了，不得已只好向我父亲借钱，支付了分期付款，可我对自己在局里的去向还是一无所知。
几个星期过后，当我正与一个名叫亨利·麦卡斯林的特工外出办案时，接到了总部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6月份调往匡蒂科，到行为科学科任职。
32岁的我即将接替帕特·马拉尼的位置，他将调任总部的监察部门。这个岗位可是非同小可的，我准备迎接挑战。惟一让我真正放心不下的是我将要教授的那些学员。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折腾辅导员的，即便是他们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