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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将此次搜寻尸体的行动中做得很公开，并且弄错了搜寻方向，果然，那个家伙又打来电话，奚落他们有多么笨。警方早已做好了追踪电话的准备，抓获了正在家中打电话的这个年岁较大的“红脖人”。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警方还是搜查了西格蒙路的正确地段，当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
科尼尔斯事件并不是分散办案人注意力的惟一插曲。大案要案的侦破过程中时常出现这类插曲，亚特兰大一案也不例外。在最早发现被害儿童尸体的树林不远处，警探们在紧挨道路的地方发现了一本色情杂志，其中有几页上还有精液。联邦调查局化验室设法取得了隐约指纹，并据此掌握了此人的身份。这是一个白人男子，驾驶一辆厢式货车，以杀灭害虫为职业。当然，这一点在心理学上具有象征意义。对于这种反社会者来说，从杀灭害虫到杀灭黑人儿童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早已知道许多系列杀手会重返犯罪现场和弃尸地点。警方因此推测他会把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观看被他征服的猎物，一边重温猎杀行动的刺激，一边手淫自慰。
这一破案进展被一路上报到联邦调查局长、司法部长，直至白宫。他们都急着要宣布，我们已经抓获了亚特兰大残杀儿童的凶手。有关的新闻发布稿正在起草之中。但是有几点情况令我感到困扰。首先，他是白人。其次，他的婚姻美满。我估计这家伙去那里一定另有原因。
警方提审了他。他矢口否认了一切。他们向他出示了粘有精液的杂志。他们告诉他，他们已从上面提取了他的指纹。好吧，他承认说，我当时正在驾车，随手把杂志扔出了车外。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他当时在开车，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身上。他能在这种时候把这东西扔出车外，让它落在树林里吗？他非得长着约翰尼·尤尼塔斯那样的手臂才行。
在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严重困境的情况下，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妻子有孕在身，随时可能分娩，而他已有几个月没过性生活了。他不愿做出对不起即将出世的孩子和他钟爱的女人的事。于是他来到便利店买了这本杂志，利用午餐的空隙到这片僻静的树林里宣泄了一F。
我真同情这个家伙。他的隐私给触犯了！他本来想到一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去处，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现在可好，连美国总统都知道他在树林里自慰了！
警方抓到了科尼尔斯一案的冒牌货之后，我认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至少我们搬掉了那个种族主义家伙设的绊脚石，警方又可专注于他们的调查工作了。但是，有一个因素我没有适当加以考虑，那就是新闻媒体所起的促动作用。我在以后的办案中没有再犯这种疏忽性的错误。
我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即到了一定的阶段，谋杀儿童案会被媒体广泛报道，其本身就让凶手感到满足。但是我没有料到，他竟然会对媒体的报道做出针对性的反应。
事情是这样的，新闻界非常渴望案子会有突破，因此对警方搜寻西格蒙路的行动进行了密集报道，结果这次行动毫无收获。但是此后不久，又有一具尸体出现在罗克代尔县的西格蒙路上，一眼就能望见。死者是15岁的特里·皮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动向，是制定捉拿凶手的策略的契机。这件事说明，他在密切跟踪媒体的报道，并且根据报道内容做出了反应。他很清楚警方不会在西格蒙路找到尸体，因为他没有在那里弃尸。可是现在，他却要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展示他能够将新闻界和警方玩弄于股掌之间。他要显示出他的傲慢和轻蔑。只要愿意，他就能够在西格蒙路上弃置尸体！他打破了原有的作案模式，驱车二三十英里来玩这个游戏。我们知道他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么就让我们利用这一点来操纵他的行为。
如果事先就算计到这一点或者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就会想到派人对整个西格蒙路进行监视。可现在那样做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必须向前看，想想可采取什么对策。
我想出了几个办法。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小萨米·戴维斯将来亚特兰大，在奥姆尼体育场举行慈善音乐会，为受害者家属募捐。这一事件受到了广泛报道，而我绝对相信凶手也会到场。问题是：如何从两万多人中找出凶手？
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已经侧写出那人是一个警察迷。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妨给他一张免费入场券。”我提议道。
像往常一样，警方人员和亚特兰大外勤站的特工们都瞪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于是我做了解释。我们可以刊登广告说，由于预计出席音乐会的人很多，需要补充保安人员。我们将提供最低法定工资，要求每位申请者必须自备车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抓的家伙有一辆车）。具有某些执法背景和经验的申请者将被优先录用。我们可将面试的地点放在奥姆尼体育馆，使用隐藏的闭路电视进行监视。我们可将不感兴趣的那些类型——妇女、老人等——予以排除，集中观察年轻黑人男子。每个人都要填写申请表，列出以往的有关经历，例如驾驶过救护车，是否申请过警察或保安工作，以及所有能帮助我们找出嫌疑人的信息。我们也许可以将范围缩小到10或12个人，然后再结合其他证据来对比查证。
这个设想一直上报到助理司法部长那里。问题就在于，每当你想动用一个庞大机构做出不合常规的事情，“分析瘫痪”现象就可能发生。等到我的策略终于获得批准，已经是音乐会的前一天了，到了这个时候，再征募“保安人员”已是难以奏效，太晚了。
我另生一计。我想找人做些高约一英尺的木头十字架。一些送给受害者的家人，另外一些将立在犯罪现场。还可以在一座教堂竖立一座大十字架，以纪念所有被害儿童。一旦这件事被媒体公开，我知道凶手可能会光顾其中一些地点，特别是那些偏远的地点。他甚至有可能设法拿走一个十字架。如果我们派人监视关键的地点，很有可能会逮到他。
可是局里在几个星期后才同意了这项计划。接着，围绕应该由谁去制作十字架这个问题发生了职权范围之争：应该由联邦调查局设在华盛顿的展览部门负责，还是应该由匡蒂科的木器商店负责，抑或应该由亚特兰大外勤工作站将其承包出去？十字架总算制作出来了，但等到能派上用场的时候，案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到了2月份，亚特兰大已几近失控。巫师们蜂拥而至，各自开出自己的“侧写”。他们的叙述五花八门，相互矛盾。新闻界更是不放过任何一条消息，任何与案件稍有联系的人只要肯开口，他的话就会被引述。继特里·皮尤的尸体在西格蒙路被发现之后，在迪卡尔布县的比福德公路附近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12岁的帕特里克·巴尔塔泽。和特里·皮尤一样，他也是被勒死的。当时，法医办公室有人宣布，在帕特里克·巴尔塔泽身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与先前五个受害者身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相吻合。这五个人属于我归类为死于同一凶手手下的受害者。这项验尸结果的公布得到了广泛报道。
此时我脑子里闪现了一个念头：他要开始把尸体抛进河里了。他现在知道警方正在寻找毛发和纤维。有一具尸体，即帕特里克·罗杰斯的尸体，是在12月份在查特胡奇河科布县那一边的河岸上被发现的，死因系头部遭受钝器重创。帕特里克年满15岁，身高5英尺9，体重145磅，是个中学退学生，有过犯罪前科。警方并不认为这个案子与其他案子有联系。然而，不管有没有联系，我都认为凶手现在会出现在河边，因为河水可以冲走细小的罪证。
我指出，我们必须开始监视河流，特别是查特胡奇河，这条主要水道构成了亚特兰大市与毗邻的科布县之间西北分界线。不过它流经好几个县，牵涉到好几个警察管辖区域，而且联邦调查局也协办此案。没有一个部门有权总揽全局。等到一个由调查局和杀人案专案小组的成员共同参与的监视行动组织起来并获得批准时，时间早已进入了4月份。
可在此期间，不出我所料，下一具死尸出现在绍斯河里，死者是13岁的柯蒂斯·沃克。接着在一天之内，人们相继在查特胡奇河里发现了两具尸体：13岁的蒂米·希尔和21岁的埃迪·邓肯——迄今年龄最大的被害人。与先前受害者大多数在发现时都衣着完整这一情况不同，这三具尸体已被脱得只剩下内衣——另一种消除毛发和纤维的方法。
监视小组各就各位，密切监视着桥梁和沿河两岸的可能弃尸地点。几个星期过去了，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很显然，当局正在失去信心，似乎认为这么做是徒劳。鉴于监视行动一无所获，此次行动预定在5月22日早晨6时终止。
就在那天凌晨大约两点半的时候，一个名叫鲍勃·坎贝尔的警院新生正在杰克逊路大桥底下的查特胡奇河沿岸进行他的最后一班监视。他看见一辆车驶上桥，在桥中央停下片刻。
“我刚刚听到很响的扑通声！”他通过步话机紧张地报告说。他把手电筒照向水面，看到一圈圈波纹在荡漾。那辆车调了个头，又驶过大桥，这时一辆监视车尾随上去，然后迫使它停在路边。这是一辆1970年产雪佛兰牌旅行车，驾车人是一名黑人男子，名叫韦恩·伯特伦·威廉斯，23岁，身材矮小、头发鬈曲、肤色浅黑。他态度友好，也很合作。他自称是唱片推销商，说和父母住在一起。警察询问了他一些问题，查看了他的汽车，然后就放他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跟踪。
两天后，27岁的纳撒尼尔·凯特的裸尸在下游浮出了水面，地点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