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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应该知道，哪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以后会告诫其他警察。如果你的配偶对待你的行为突然发生了根本改变，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改变，你都应当马上保持警觉。”
原来，贾德的妻子早已决定要把他干掉，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以便能够做好安排。如果她的计划得逞，她就可以避免被迫离婚的打击和屈辱，把两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同时得到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金。做一个哀伤但富有的遇害警官的遗孀要比做一个孤苦伶仃的离婚女子好得多。
贾德哪里知道，有两个男人已经跟踪他好几天了。他们每天早晨等在他家的公寓楼外面，然后尾随他沿着20号州际公路驶人亚特兰大。他们一直在寻找时机，想趁他毫无防备时干净利落地干掉他，然后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逃之天天。
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贾德当了多年的警官，做警察学到的第一条规则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本能，即拿枪的手始终要空着。不管这两个刺客跟踪他到哪里，他的右手似乎总是准备着去掏枪。
他们回去找到了雷太太，向她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打算在公寓楼外面的停车场干掉他，但在解决他之前，贾德可能会至少先撂倒他们中的一个。她必须对他空着的右手想想办法。
为了不让这样一个细节问题妨碍她的计划，她弄来了一个旅行用的咖啡杯，建议贾德每天早上带着去上班。“13年以来，她从未给我和女儿做过一顿早餐，而现在竟然想起了要我带着那该死的咖啡杯。”
他拒绝了。这么多年来，他就是习惯不了开车时左手握着方向盘而右手端着咖啡杯。那还是在汽车里尚未普遍设有杯座的日子。如果当时普及了，这个故事就可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枪手们又回来找雷太太。“我们在停车场无法下手，”其中一个说，“我们不得不在你家里对付他。”
于是，他们便定在2月初下手。那天晚上，雷太太带着两个女儿外出了，只剩下贾德一人在家。刺客们来到公寓楼，穿过门厅，上楼来到一家住户的门口，按响了门铃。可是他们搞错了门牌号。开门的是一个白人，这两个家伙就问他，住在这里的那个黑人到哪里去了。他头脑简单地告诉他们说，他们认错了门，雷先生住在对面。
但这样一来，贾德的邻居已经看到了他们。如果当天晚上下手，等到警方询问他时，他肯定会记起曾有两个黑人找过贾德·雷。因此，他们只好离去。
后来，雷太太回到了家，以为事情已经搞定。她迟疑不决地环顾四周，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心中已经准备好要拨打911电话，说她丈夫遇刺了。
她进了卧室，看到贾德躺在床上。她依然蹑手蹑脚地绕着房间四处察看。他翻了个身，问道：“你究竟在干什么？”她吓得大叫一声，跑进了浴室。
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她仍然表现出色，贾德还以为她真的改邪归正了。虽然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这样想实在是太天真了，但在他们的婚姻关系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沟沟坎坎之后，他渴望相信，情况真的已有好转。
那是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81年2月21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贾德当时正在办理帕特里克·巴尔塔泽被杀一案。这很有可能成为亚童案调查工作的一大突破，因为从这位12岁男童的尸体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似乎与先前受害儿童身上的采样一致。
那天晚上，贾德的妻子给他做了一顿意大利式晚餐。他不知道，她在意式炸酱面里放了大量安眠药。按照计划，她饭后带上两个女儿去看望她姨妈了。
贾德一个人呆在卧室里。他觉得他听到套房门口处有声响。门厅的灯光变得暗淡起来。大女儿卧室里的灯泡被什么人旋了下来。接着，他听见门厅里有人在压低声音说话。其实那是一个枪手失去了胆量，两个人正在商量怎么办。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但当时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们已经进来了。
“谁？”贾德大声问道。
突然一声枪响，但子弹没有击中他。贾德纵身扑向地板，第二发子弹打中他的左臂。房内一片黑暗。他想躲到大床后面。
“谁？”他又大声问，“你们想干什么？”
第三发子弹打在床上，离他很近。求生训练中学到的东西闪过他的大脑，他试图推算出枪支的类型。如果那是一枝史密斯一韦森手枪，他们还剩下三发子弹。如果那是一枝科尔特左轮枪，他们只剩下两发子弹。
“嘿，伙计！”他喊道，“怎么回事？你们干吗要杀我？快拿上你们想要的东西走吧。我没有看见你们。不要杀我就行了。”
没人回答。不过这时贾德可以看见月光映衬下的一个身影。
你今晚可活不成了，贾德自忖道。你根本不要想逃出去。不过你知道你的处境。你可不希望警探们明天走进来，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一点也没有还击。他就这样让他们进来把他处决了。”贾德拿定了主意，要让警探们看到现场时，知道他曾经顽强地拼杀过。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到他的枪，而他的枪却在床的另一侧地板上。当有人企图杀你的时候，隔着一张大床却也代表着不小的距离。
随后他听到有人喊道：“不准动，你这个混蛋！”
在黑暗之中，他爬了起来，开始朝床边和他的枪一点点挪动。
他越来越靠近了，动作非常缓慢，他需要更大的力量有效地做出最后一冲。
当他有四个手指抓住床边时，便纵身一跃，扑向地板，但着地时右手压在了胸下。因为左臂已被击中，他的左手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拿枪。
就在这时，枪手跳到床上，对着贾德近距离开了枪。
他感觉好像被骡子踢了一下。他体内似乎有什么部位一下子萎缩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颗子弹从他背部射人，打烂了右肺，穿透了第三肋间隙，又从前胸钻出来，击中了仍然压在身体下面的右手。
枪手跳下床，俯身按了按他的脉搏。“你这个混蛋，再跟老子斗啊！”他说完拔腿就走了。
贾德头脑里一片空白。他躺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呼吸。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出了什么事。
然后他意识到，他一定是回到了越南战场。他能闻到战场的硝烟，看到枪口喷出的火舌。他喘不过气来。他想：“也许我不是真的在越南。也许我只是在做梦。但如果我是在做梦，为什么呼吸会这么困难？”
他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电视机前，打开了开关。或许电视能告诉他，他是不是在做梦。约翰尼·卡森和《今宵》节目出现在荧屏上。他伸手触摸屏幕，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结果在屏幕上留下一道血痕。
他需要喝点水。他艰难地走到浴室，拧开水龙头，试着用手捧点水喝。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嵌入右手的子弹以及从胸口汩汩流出的鲜血。这下子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走回卧室，躺到床脚边，等待死亡的阵临。
可是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警察。他不能让自己就这样悄悄离开人世。一定要让警探们第二天来到时看到他曾经拼搏过。他又站起身，走到电话机旁，拨了个0。听到接线员的声音后，他喘息着告诉她，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遭到了枪击。她立即给他接通了迪卡尔布县警察局。
一位年轻女警官接了电话。贾德告诉她，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人，被人用枪击中。他吃力地把话讲完。他吃了搀有安眠药的食物，又失血过多，讲起话来含混不清。
“你说什么？你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她以怀疑的口吻问道。贾德听见她大声告诉她的小队长，有个醉鬼打来电话，自称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她问小队长她该怎么处理。小队长说挂断电话就是了。
这时接线员插了进来，告诉他们说他讲的是真话，他们得马上派人急救。直到他们答应了，她才罢休。
“那个接线员救了我的命。”贾德后来跟我说。
在她插话的时候，他已昏迷过去。直到急救医疗队给他套上了氧气罩，他才苏醒过来。“不要用电击疗法，”他听见医疗队长说，“他承受不住的。”
他们把他送到了迪卡尔布综合医院，值班的是一位胸外科医生。当他躺在急救室的轮床上，医生们奋力抢救他的生命时，他的神志是清醒的。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头脑反而清醒了许多，他对自己说：“这不是一起报复事件。我的确把不少人送进了监狱，但他们无法如此接近我。惟有我绝对信任的人才能如此靠近我。”
当他被从手术室推出来又送进特护病房时，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来了。格洛弗几个月来一直承受着亚童案的巨大压力，现在又出了这件事。像被害的孩子们和贾德一样，格洛弗也是黑人，是局里职位最高的黑人之一。他非常同情贾德。
“去找我太太，”贾德对他悄悄地说，“让她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
格洛弗还以为贾德仍然神志不清，医生却说不是这样，他神志清醒，而且还很警觉。
贾德在医院住了21天，他的病房受到了武装保护，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是枪手，或者他们还会不会回来干掉他。在这期间，他的案子毫无头绪。他妻子对这一惨案表现出了震惊和沮丧，口口声声说感谢上帝他没有被杀死，还说要是那天晚上她在家就好了。
在外勤站里，一组特工正在寻找线索。贾德于警察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可能树敌不少。看到他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们用一种比较轻松戏谑的腔调，套用走红电视系列片《达拉斯》中的名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谁枪击了J．R．？①，’
过了几个月，他才使日常生活恢复了正常。他得支付受到袭击以来堆积如山的账单。当他看到南方贝尔公司的一张三百多美元的电话账单时，不禁连连叫苦。但是逐项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