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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来强调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我们画漫画的青年人不想“创造性”的问题。我认为，别人没有画过的东西，你来画，这叫创作，假如你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那么就一辈子也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你没有创造性。比方说齐白石，他是有创造性的大画家，但是我们进城的时候就听说北京有“东城齐白石”“南城齐白石”“西城齐白石”，他们都是齐白石的学生，画来画去都像齐白石，谁也没有超过他。这就因为他们没有创造性的结果。漫画也是这样，你要跟着谁画，永远跟在他后头，那何必称为“创作”呢？叫“跟作”就行了。目前我们的作品里叫“跟作”的漫画太多了，现在有个新的说法叫“撞车”，就是说你的作品跟人家的作品雷同了。我觉得搞漫画创作就要真的进行创作，要有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尽管我二十几岁在上海时，对于艺术创作方面的东西了解不多，但还是想出画大场面漫画这么一个办法来，好和别人的画区别开。这恐怕算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吧。
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翻译叫NORTH CHINA DAILY NEWS，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Sapajou）的国际时事漫画，他原来的名字叫萨巴久诺夫，我没有见过他。他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把他当做我的老师，学他的画法。
30年代的中国，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洋老师”。因为中国的漫画不像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很久的传统，比如说我们的国画有很久的传统，当然也有人说八大山人画的画，也类似漫画的，也有人说《鬼趣图》也有点像漫画，我没有研究过它，但是总的来说，漫画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当时大家学外国人画漫画也是一种办法。假如说一种画是专门学外国人的，也可以画得不错，但是它总不能算是中国风格的漫画。比如说张光宇，他是学墨西哥的一位壁画家叫柯勿罗比亚司。但是他学是学，后来还是画出他自己的东西，还是地道的中国民间的风格。还有蔡若虹、陆志庠，都是学乔治格罗斯的，但是后来又都画出了中国民间和自己的风格。还有特伟、米谷，他们学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家大卫·罗的画，但是后来也慢慢离开了他们的老师。我后来离开上海到了延安，我在艺术上也渐渐离开了萨巴乔。假如我学萨巴乔学得很像，也不过就是萨巴乔。我当时连签名都学他，后来要摆脱他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可以这样说，学他的画法也学了几年，摆脱他的影响却摆脱了十几年，是在慢慢地摆脱。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外国好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要去模仿，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以上是我在上海时期，也就是1933年到1938年的时间里的基本情况。这期间，上海有许多漫画家、老前辈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1938年，我去了延安。当时我不像张谔、蔡若虹那样是“左翼漫画家”，那时有左翼的漫画，张谔、黄鼎他们都是左翼的漫画家，我就不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大概是“中间偏右”，而不是“中间偏左”。那么后来为什么我在思想上有些变化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教育了我。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中国人就是在外国的租界里面也不敢直接画讽刺日本人的漫画。大概年龄大一点的同志熟悉，当时有一个叫杜中远的人，他写了一些日本人的事，闹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画反日本人的侵略，这是滑稽的。日本屡次侵犯我们，比如“九·一八事变”“八·一三”和“七七事变”，他们总是在闹事欺负我们，所以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而国民党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政策。我这张画就是画“一二·九运动”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稍微进步了一点，我讨厌国民党。那个时候讲“打倒列强，除军阀”，“军阀”是指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内也形成了—个军阀集团，是一个“新军阀”。所以我对军阀不满意，对国民党也不满意，对旧社会有一种厌恶感。后来看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便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那时候我并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但感觉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至少是要抗日的。
第一部分：漫画的三个阶段我的漫画生涯（3）
“八·一三”日本侵占上海，上海变成孤岛，我们这些人就等于做了亡国奴了。做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所以1938年我在别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了延安。我在延安待了七年（1938年至1945年），这期间我在画漫画上也犯过错误。比如1942年，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个人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这些漫画作品也不讽刺国民党，也不讽刺日本人，而只是讽刺延安自己队伍的人（我不讲他们俩，我只讲我自己）。我举三个例子：第一张漫画题目叫《新寓公》，我们在鲁艺的时候，那里生活也比较苦，有的人养点鸡鸭，我就画了漫画；再一张漫画是画延安开会不遵守时间，延安是个农村，是个由农民组成的社会，他们也没有表，哪里知道几点钟开会呢？还有一张是我画的《首长路线》，是讽刺女同志对待婚姻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女同志都爱嫁给大首长，我就画了两个女同志在路上聊天，其中一个说：“哦！她，一个科长就嫁啦？”这样的画有什么意思呢？这是片面性的，难道不是首长就不要结婚了吗？
这个漫画展当时在延安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漫画。后来毛主席也来看了。他来的时候，正好我在展厅里值班，我就陪着毛主席看。他不断地问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就给他介绍。毛主席看完展览要走时，我说：“请毛主席批评。”因为当时在延安很多戏演完了也不谢幕，出来一个人说，“请大家批评”。所以我也是这么说。毛主席就对我讲了一句话，说：“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对这句话也不太懂，什么叫发展不发展呢？我也不好再去问毛主席怎么发展法。
我觉得当时我们漫画展览有三个错误：一是画的漫画不是与人为善的；第二个就是片面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全国都在抗战，民族矛盾很突出，而我们却画什么“一个科长就嫁了？”，你想想看应该不应该呢？虽然毛主席没有批评我们，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画这样的画是不合适的。对这个问题，还是蔡若虹最早觉悟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讲，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在延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还在继续模仿外国人那种漫画的表现方法。在上海时，我们也不会到工农那边去，都是在学生、知识分子这个范围之内。那么现在到延安了，一个农民的社会，工人很少，知识分子也不多，还有八路军。毛主席说八路军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农民没有看过漫画，因此他们看我学外国人的手法画的漫画就看不懂。当时我们办了个墙报，老百姓看年画津津有味，可是看到我的漫画，头一扭就走了。大家可能有这种体会：你的画，人家有兴趣看，你就高兴；你的画人家看不懂，一点味道也没有，那你就很尴尬。我画出来的画究竟给谁看，人家爱看不爱看，我在延安期间就时常碰到这些问题。
1942年5月，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也听了。当时我也不是一听就懂了，而是经过在延安的七年生活当中，不断地体会，琢磨，思考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他《讲话》的用意，这是我逐渐地慢慢感悟到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5月召开的。同年8月，毛主席让当时《解放日报》的舒群同志来找我们，说毛主席想和我们见见面，我们当然很高兴，就去了。在延安枣园毛主席的住所里，主席请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主席还对前几天《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我的一幅漫画提了一点意见。这幅画很简单，画的是延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题目是《1939年所植的树》。我是想表现只种树不养树，树被驴和马啃掉了，这是事实。我就是画1939年植的树，而到1942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毛主席就从这张漫画谈起，他说植树不好可以批评，但是，讽刺不能滥用。毛主席还说，比方说王家坪（王家坪是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要写明王家坪植树不好。你不写明，光画一棵树，那就成了整个延河边上植的树都不好。他还说，“要区别这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个别共产党员有贪污腐化的，你不能说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贪污腐化，你应当说在共产党内有一小部分人有这种行为，你应当把他区别开来。许多年来我是想到毛主席讲的这两个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来画漫画的，当然不是说我后来的漫画都没有片面性了，但是片面性的漫画相对减少了。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对我们漫画作者来讲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还对我讲：“你可以画对比画，好的歌颂，不好的批评。”后来我觉得每次画画都画两张有点太呆板了，所以我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