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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漫画的三个阶段我的漫画生涯（4）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讲到中国的文化，是民族的，是科学的，是民主的，是大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正是我漫画中所缺少的。我当时是学萨巴乔的，所以不是民族的东西，农民看不懂。人家不喜欢，那么你还画什么？我自己经常在考虑，我的漫画怎么样能够做到民族化、大众化。大众化必然是民族化的。中国的戏剧、文学、音乐，都是很丰富的。到现在有条件了，还有交响乐，应当说它是民间的，民族的。那么要使中国的漫画怎样更加“民族化”和“大众化”，这成了我后来追求的一个目标。也可以这样讲：几十年来到现在，我一直在这方面追求着。并不是我已经成功了，我总希望我的画有一些民族的东西。那么怎么样才能民族化呢？那时我们在延安连国画都画不了。当时的白报纸就是最好的纸张了，大都是用马兰草纸。马兰草就像兰花那种叶子，那个时候满地都是马兰草，《解放日报》也是用马兰草纸印的，很粗糙的。在那种条件下你怎么画国画呢？画国画起码要用宣纸，所以当时国画在延安没法去画。民族化也不只是个纸张的问题、毛笔的问题。那么究竟从哪里着手呢？这个问题是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想到毛主席讲“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才开窍的。这确实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到：首先要从语言上入手。因为农民的语言跟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又不一样，你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讲给农民听，他就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他就在书中运用了很多群众的语言。比如“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等。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深刻的哲理性。你把这些语言作为漫画的题目和一种表现的方法，就比你用外国人的画法画漫画好得多。我觉得我的漫画能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说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群众喜欢什么，乐闻什么，既是大众化的问题，又是民族化的问题。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老百姓语言。应当说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和漫画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酝酿阶段。
1945年，我从延安到了东北，在《东北日报》工作（1946年6月到了哈尔滨），一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这就是我的“东北阶段”。那个时期我主要画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打内战题材的漫画。那时报社的印刷条件好了，可以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漫画作品了，因此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一个实践的阶段，也是我在漫画创作上刚刚开始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转变的阶段。这种转变是痛苦的，其原因就是要丢掉自己从前长期形成的东西，去画从前没有画过的东西，因此就会有很多干扰。比方说你把一种思想画出来给人看，让群众通过漫画来理解你，那就要长期地实践，光画一两张漫画是不行的。我在东北的代表作品有《磨好刀再杀》。当时的老百姓都知道秃头的是蒋介石，用漫画来表现蒋介石的形象，早在30年代的上海租界里已有人画过。那时无非是画他戴个大礼帽，披一件黑大氅，留一点小胡子，还有比较高的颧骨。我在延安时也画过蒋介石，因为那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当时报纸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就不画他的嘴脸，只强调他的光头和黑色的大氅。因为正在和蒋介石谈判，漫画就避免画出形象。如果谈判破裂，再画不迟。漫画要跟着政治，不能自行其是，这是由报社领导掌握的，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现在，全面内战开始了，蒋介石在政治上已有定论，不必再有什么顾虑，所以我画了一个身穿美国军装，太阳穴上贴着黑方块头痛膏药的“蒋委员长”。这块儿黑色膏药，在新中国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已经不知其为何物了，那是旧社会时的一种专治头痛的膏药，旧上海的许多男女流氓常常贴着这种膏药。蒋介石在历史上跟青帮流氓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也带一种流氓性。虽然蒋介石在当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块小小的膏药却表现了蒋介石的流氓本质。另外，1947年的时候，敌强我弱的形势有所改变，他在战场上常常吃败仗，所以也可以想象他必然经常头痛。在这种情况下，有这个膏药就可以合理存在。这个蒋介石的形象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对这位“党国领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所以国民党当时在哈尔滨的一个特务组织里有一份对我们党政机关领导人员暗杀的黑名单，里面有彭真、林枫，我非领导但也有我的名字。我的罪名是“侮辱领袖”。
第一部分：漫画的三个阶段我的漫画生涯（5）
1949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漫画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基本上是对敌斗争的时事漫画，但是敌人失败以后，到底再画什么漫画的问题就来了。我记得东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叫刘芝明，就对我说：“蒋介石倒台了，你以后画什么？”我当时也回答不了他的这个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慢慢感觉到社会制度改变了，所有制改变了，但人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改变，一些封建、落后思想的残余还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有机会就沉渣泛起，甚至兴风作浪。因此歌颂新的事物和讽刺旧的事物，都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效手段。因此，我认为我们内部的不良思想和行为也应当讽刺。我从1959年开始为《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画过几年的所谓“内部讽刺画”。我为什么起“内部讽刺画”这个名字呢，因为毛主席讲了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把针对人民内部问题的漫画称为“内部讽刺画”。现在看来还是不大通俗，因为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内部”和“外部”，还是叫“社会生活漫画”比较好一点。这些画较多是画意识形态上和人性上的一些问题。这种题材的漫画，我大概画了四、五年（从1959年到1964年）。“文革”一开始我就停画了。
《疲劳过度症》这幅画就是那个时期画的。当时我是讽刺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一种公式化。比方说大跃进的时候，画家都画王母娘娘、孙悟空、龙王爷等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和神仙的形象。农民可以这样画，可是我们专业的画家也总跟着画这些东西，别的画不出来，一来就搬一个王母娘娘或搬一个神仙上来。故宫的后门就有这类的雕塑，百货大楼也有这样的雕塑，后来外国人有反映，中宣部让我们把它们拆掉了。我对画家画很多这样的东西也很反感，所以我画了这幅《疲劳过度症》。我的画中的护士讲，“画家同志，王母娘娘、龙王爷，都疲劳过度了，孙悟空身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有了，请你们画别的东西吧！他们不能给你出差了。”这是批评艺术上公式化的，但可能我的题目起得不好，“疲劳过度”犯忌，所以这张画在“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把它放在我的档案里去了。还有我的《杜甫检讨》也都塞到档案袋里了。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纠正冤假错案，让把一切不实之词撤销，把错案都改正过来，于是我的这几张漫画也就从档案里拿出来了。
《我的书架》这幅画是讽刺有的人不爱看书。我看到很多人的书架就是这个样子：放一个脸盆、一个茶壶、一双篮球鞋，就是不放书籍。
《误人青春》这幅画是画那些讲大话、讲空话和一些离题的话，所以听他说话的小姑娘都变成老太婆了。
《杜甫检讨》是1961年8月画的。当时北京一所大学里批他的《兵车行》。大概杜甫不懂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说杜甫有和平主义的错误思想。这是我们现在的语言，你让杜甫那时有现在的思想，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画了《杜甫检讨》。“文革”时这幅画也被当做“大毒草”批了。
《大小家庭》是画当时的一种现象。大的家庭没有了，小的家庭多得很。那时也没有提倡计划生育。但我感觉到有的人虽然年纪很轻，儿子女儿一大堆。孩子多了当然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我就觉得人口多了是不好，这是我自己看到的现象。
《决心》这幅画是画有的人做事没有毅力和恒心。我也抽烟，也是很难戒的，我大概戒了十多次才戒掉，我也觉得我没有出息。所以说，画漫画不都是讽刺人家的，也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画有的人怕犯错误，怕挨批评，宁可少做事或者不做事。这张画有点特殊的纪念意义，因为1962年8月，党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它被作为会议的文件附件散发给与会的代表，毛主席还在附这张画的文件上批了八个字：“有了错误，改了就好。”
《生根》是画有的人打公用电话时间很长，所以生了根。
《好大的痰盂》是画那种不讲公共卫生的现象。因为我那时也去游泳馆游泳，感觉在游泳池里吐痰的人多得很，所以画了这张画。
以上是当时我的“内部讽刺画”中的几张作品。
第一部分：漫画的三个阶段我的漫画生涯（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首当其冲，挨了很长时间的批判，而且还把我和周扬、邓拓联系在一起批。后来我到天津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种了两年菜，喂了四年猪。“文革”结束后，社会政治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我又重新画漫画了！因为我画漫画没有作记录，到现在究竟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