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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账布治诺闹泄鞣绾椭泄伞Ｕ庑┪叶荚谛睦锶プ聊ァ�1943年我随鲁艺文工团下乡，看到都是戏剧、秧歌一类的，但那种乡土艺术被群众所热爱的程度，我对此也有所悟。当时还有一位文学系的孔厥同志，他在下乡时收集了一些群众的语言、成语、歇后语等，因此孔厥的小说，甚得当时群众的欢迎。因此我借来看了，果然生动又有形象，因此我也效法带了小本子下乡，收集了十多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拿走，大约有十几本，以后也未发还。只举一例，我画了漫画《死猪不怕开水烫》，讽刺公审“四人帮”张春桥负隅顽抗的丑态，就出于收集到的群众的成语中。我有很多漫画都用了这种生动的语言，群众也喜欢看我的画。
第一部分：漫画的三个阶段追求漫画大众化民族化的经历（2）
1942年8月，毛主席接见我们三个漫画家的事，这在中国现代漫画史上也是一件大事，过去已经写过文章。毛主席就我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幅讽刺延河植树保管不好的漫画时说，应指出是哪一段管理不好，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植树都不好了，因此要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对克服当时漫画的夸张不当，讽刺的片面性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讽刺画展作品就存在这种问题。
我自己感到在延安受到这种教育十分重要，它促使自己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改变自己的艺术观点。但当时延安受到国民党的包围和封锁，经济困难，出版物少，艺术实践不多，只能说处于思想酝酿阶段。可以说，在延安想到自己的漫画创作的改造要到东北经过实践才得到实现。
《东北日报》四年我画了大量的以反对美帝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画，社长、总编辑和编辑对我的指点和帮助，还有群众的鼓励使我漫画长进。我的漫画被放大贴上大街，又被东北解放军有些纵队当了时事教材。
1949年底我被调北京《人民日报》。那时我见到苏联三人漫画家库克列尼克塞的作品，他们是经过美术学校基本训练，自己在漫画上相比有点自惭，就在暗中学，也符合当时向苏联“一面倒”的“热潮”。这种学习是无效的。1953年波兰一位画家柯布兹德依访问中国，看到我的作品，直言不讳说我漫画不如以前好了，使我猛醒。
新中国成立，我到了北京，后来又分配我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不能只顾漫画一个方面，视野扩大了，过去不熟悉的东西方艺术接触就多了，古典的民间的美术也不少，这些都是在延安得不到的。
中国传统绘画，我在中学时代曾有机会接触，因为我的姨夫是中国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之后。他家藏书画甚多，但当时我年少，很多国画看不懂，大概当时国画大都仿古，单调乏味。进城以后，当时国画尚未改造，仿古、摹古之风甚烈。但齐白石老人的画就不同了，他的诗书画让人感觉一新，从他的画中我才了解了中国绘画中诗书画是中国独创的，国画可以采用，漫画为什么不可采用呢？这样的移植，对漫画的民族化必定有极大的帮助。当然会有困难，我不会作诗，而且旧的五言七律放在漫画上是不调和的，我就用打油诗或顺口溜来替代古诗，也很匹配。我也很重视白石老人用题目之妙：他画了一盘红色樱桃却题了“女儿口色”，画了两只小鸡相扑题了“他日相呼”，这和某些西方的绘画画了樱桃题樱桃，画了小鸡又题小鸡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现代漫画也有一些洋教条，例如认为无字的漫画就是上品，近年来西方漫画，多用“无题”为题，我们也跟着用无题。无题用得好，漫画也可增加趣味，用得不好，别人也看不明白。现在许多无题的漫画，其实是想不出题目。再说书法，我的字并无根底，但它和我的画可以统一，互不排斥，我在小学暑期作业练过《灵飞经》字帖，简直是受罪，一笔一划都要摹仿，束缚人的手脚。我喜欢看字的结构，看它的气势，我不知道广东人称画画为“写画”出自何典，但我理解是两者笔法之统一，因而我也不想去学什么“中锋”、“偏锋”等用笔之法，真学会了，我的漫画又变成国画味道了。总之我在漫画上寻求“民族化”，并不想有国画的形式，并不想漫画被国画化了过去，那就成了老话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漫画需要许多营养以滋补先天之不足。中国的文学、艺术、文化、历史、民俗，甚至医药知识都可选读，我就买过一本中医验方，才知道黄金也可入药，所以我想漫画家最好是个杂家，知识丰富，用之不竭。过去我国有两位青年漫画作者，他们的漫画思路都不同凡俗，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可惜后来两人都不画漫画了。如果我能学好哲学，我的漫画思想深度就会有所不同。
我画了70年的漫画，因为我爱漫画，我不见异思迁，也不怕自己挫败，因此我坚持下来了。我爱国家，也爱我参加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也犯有错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我的漫画的成长和发展。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漫话我的漫画
编缉同志要我写回顾和前瞻，这个题目太大，我只好缩小到我自己漫画创作的范围，免蹈假、大、空的覆辙。
1982年全年大约只画了九十多幅漫画，我画漫画只能算是个业余工作，会议、活动多了，漫画就少了，一年画九十多幅，不可谓多，但从再过两年就要“古稀”来说，总算是在挣扎。说到挣扎，好像有点悲哀的味道，其实老年还要挣扎，也可自慰是一种不甘落后的表现。
九十幅漫画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质量呢？就很难说了，翻了一下也有一些一般化的。从读者来说，也有对我批评的（除了个别不怀好意的），而且都是诚恳热情的。批评约分两类：一类是指出我画上的错字（繁体、简化都有）。有的读者把我历来的错字还列了正误表，究其原因，一是文化不高，上学时不认真学习；二是自以为是，想当然，错了；三是没有认真学好简化字，又错了。连上海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也来信指出错误，我心里是既惭愧又感激。所以现在写字，稍有疑惑就查字典或《辞海》，但仍不免。第二类是读者批评漫画的质量。有的读者是指出某一幅具体作品的毛病的，也有一些读者是指我近来的作品的质量不高的。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位丁平同志来信，还附寄了他认为不好的三张作品剪报，说我的漫画不好，不如以前了，还要我自重。我自然也有些难过，但他的批评是好的，也是中肯的，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才有这种同志式的、热诚的、虽然也有些辛辣的批评。
我近来因工作所需，在翻阅我从1953年以来的漫画，感到近年来的某些漫画，确有些毛病。我想毛病之由来也颇复杂，究其大者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年事渐长，敏感、敏锐性差了，而这些都是漫画创作的要素。过去一事触动我，回家思索后即可成画，现在走路忽得一题，如不马上记下，五步之后就忘得精光；过去白天工作，晚上创作可到凌晨两点，现在晚上作画就不行了。这当然是生理现象，但迟钝是漫画之大敌，现在作画表现矛盾的能力也差些了。说这些话，好像有些推卸责任似的，但确系事实。
二、成了漫画“名流”，索稿者众，而且也都是十分诚恳的，从大报大刊到一些县市的小报小刊，从政治到文艺，从科普到卫生，无不希望“惠赐作品，以光篇幅”。我有时只好应付，既是应付，对自己创作就不严格了。我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画不出漫画就感到痛苦（“文化大革命”十年除外），如果有半个月不画就会心慌，因此为了压迫自己，近一两年我对索稿的报刊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我想这也是质量下降的原因。
三、学习差，现在时有入不敷出之感。
前瞻呢，也是三条：
一、好好学习，漫画本来就是鞭挞那些落后、不文明的事物和思想，今后一定要更明确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创作，低劣的作品是不可能达到此目的的。
二、不去应付，“宁愿少些，但要精些”。
三、努力改正和减少错别字。
能否做到，1983年底再作检查。立此存照，并以自励。《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
这是我1936年在上海所作《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幅漫画，刊于老漫画家张光宇主编的1936年第8期《独立漫画》，近年被“出土”复印，原稿早已散失了。
我于1932年夏季后正式开始我的漫画投稿生活，当时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还未成型，我在漫画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走进漫坛，看到那么多的名漫画家，看到他们的许多作品真是又喜又惊，像丰子恺、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张正宇那么多老前辈，当时已经是名家高手，要想赶上他们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能在漫画上露出头角？就成为我经常思索的问题。在技巧上赶，无能为力，只能在形式上开辟途径，不同于别人。我想出了一个画大场面的办法：我画一个大足球场，看台上挤满了人，看两队球员在踢一只足球。这张《一二·九》也是取其大场面，当时张正宇常说“伟大”两字，也套在我头上，我受宠若惊自不必说，果然渐渐就有人称我是个画大场面的华君武。当时我还没有正确的艺术观，只是想当个出名的漫画家，现在想来不觉汗颜，但瞎猫撞上死耗子，我却撞上了艺术需要的创造性。
现在有人夸我的耐心，能在一张画儿上画那么多人，当时我正是个青年，我常在星期天关上门画它一天。我并不是要别人向我学习，我希望现在的漫画初学者，明确艺术是创作，不是跟作。初学像幼儿走路，总要摔上几跤，才学会走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