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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耐烦”，竟是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旧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简单化的思维，依旧认为事情最多不过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多面的，我们的未来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我们还会沿袭那种让“长时间的死气沉沉”和“短时间的热血沸腾”交替耗损社会生命力的方式。
这些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让我们开始改变，使我们的思维站起来，穿过一维的时间线，进入三维的多面性的生活空间。人的思维，本该是优美而明晰的。
▲ 向幽默化思维转变——学会幽默，不仅对思维本身，而且对未来的生活，特别是对应付清贫生活，具有极大的益处。幽默使思索的人敢于冒险，得出冒险的结论，这种结论又反过头来，增添着幽默的喜剧性。如果有人问：“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幽默的回答是：“人能用背部睡觉。”幽默化思维可以在紧张状态中，以从容的姿态出现。其中暗含的明知故犯的勇气，以便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夸大真理的某一点，以取得漫画化的效果，这对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施放灵感，肯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自己不幽默并对别人的幽默总是不解其意的人，很少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卡在了常规之中。
▲ 常规思维仍有一席之地——常规思维极容易成为高级思维的精神枷锁，它的严肃和刻板约束着人，使之成为“正常人”，即“伟大的人”的反面。不过，思维的规则性仍然是有用的，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它是不带笑料的严肃的真理。对它来讲，“人和动物的区别”只能是“劳动意识”，或者“灵性优势”。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是他们因规则性而保守，倒不如说是连基本规则都没掌握而头脑混乱，他们常常使发言和谈话陷入语无伦次和胡说八道之中。
▲ 理性化的逻辑思维——50年代，中日学者登泰山，见盘山路西侧石壁上镌刻着“ 二”两个字，众人大惑不解。日后翻书查典，走访专家，还是没有结论。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他假装沉思片刻，随即提笔，在两字边缘各加上两笔，改成“风月”，并说，它们的念法是“风月无边”。实际上，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明朝时，唐寅跑到湖南岳阳楼，远眺800里洞庭湖的旖旎风光，在墙壁上题下了“ 二”两字。1933年6月20日夜里，鲁迅给林语堂博士写信，讽刺他只谈风月闲逸，也曾提及唐寅的这两个字。可见，郭沫若应该早知此事，并没有真正行使任何思维。不过，第一位猜出这两个怪字是什么意思的人，一定曾用了逻辑思维的推理术。这种思维，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至关重要。有一次，爱迪生想知道一个灯泡的体积，求一位数学家演算，但因为灯泡是梨状的，所以计算起来很不方便，久久没有答案。爱迪生不耐烦了，他打量了灯泡一会儿，把它充满水，然后又用量筒测出了水的体积。于是，爱迪生用曹冲称象式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数据。实际上，这就是逻辑思维的代换法则。
▲ 圈外思维术难能可贵——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是因为自己在事物旁边。一方面感情迷惑着我们，使我们的判断有失公正，另一方面，我们无法从空间全局和时间长河中总体把握它。故而苏轼写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假使我们的观察点能跳到圈外，挂在高空的某个远点，这个点在未来的时间里，那么我们就会摆脱狭隘的感情和可怜的时空局限。左派中国人，对中国症结一无所知，多半是因为他们无法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他们不会用超然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也不会用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在。
▲ 全面发掘型思维法滴水不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借了钱，不能如期偿还，按当地的法律，他得去坐牢。债主建议说：“让这你的女儿，决定你的命运。”办法是，债主在一个口袋里装进一黑一白两颗石子，如果女儿摸到黑子，就嫁与债主抵债，摸到白子则不必，债务也一笔勾销。不过，十分可恶的是，债主在口袋里偷偷放进了两个黑子，而且被欠债者的女儿看了。这时，结局似乎只有三个：① 拒绝去摸，父亲坐牢。② 揭穿债主，父亲还是坐牢。③ 硬着头皮，摸出一个，嫁人抵债。但是，这个小姑娘十分聪明，她竟飞快地摸出一颗，佯装丢落在石缝里，怎么也够不出来。最后，她建议说：“不要紧，咱们可以用口袋里剩下的那一颗石子公断。”口袋里剩下的当然是黑子，于是她摸到的那一颗被推定为白子。于是，她救了父亲，也保全了自己。由此看来，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绞尽脑汁，似乎已经列尽了答案，实际上最妙的一个答案却被疏忽掉了。这种全面发现答案的办法，有似于“博诺思考术”，也就是“水平思考法”。它的原则是，别在现有的结论里兜圈子，要另辟蹊径。
▲ 创造性思维具有黄金般的价值——在常规思维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一般人经常疏漏的岔道口，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就习惯了尝试探求，超脱一般规则，怀疑权威，而年长一些又逐渐掌握了以上诸种方式，那么他就会沿着常规思维的方向行走，却又在每个岔道口停下，分别走进去试一下，直到在某一个地方找到瑰伟的发现。这种综合性的搜索式思想方式，就是创造性思维。拥有创造性思维意识的头脑，是最最高贵的头脑。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我们知道，人类史上有过一些时期，比如青铜时代，生活是忙碌欢乐而朝气蓬勃的。然而在另一些时候，这个世界却萎靡不振，苦不堪言，人类必须通过追求精神慰藉和梦想未来，以补救自然环境和人世的创痛，于是他们找到一种宗教，把感情和信仰交给了它。
对于西方宗教，父辈们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蔑视，他们宁愿对那些业已滑向修身健体、甚至现代迷信的东方宗教深信不疑，而无心问津以爱为基础的洋玩意儿。可以说，许多国人是相信灵和鬼的，而西方人热衷的却是神与人。我们的前辈曾相信谣言，对“育婴堂和教会学校残害生灵，甚至贩卖婴儿”的说法，深信不移。他们除了认为宗教是虚伪的之外，还认为信奉西方思想有辱于爱国心，是一种“信仰危机”。但实际上，他们首先是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因此而不爱国，相反连给国家提一点意见都不肯。此外，他们把“信仰危机”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混为一谈。而一九八二年的《宪法》，虽经数次修改，但其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却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八十年代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向崇拜别的教义或者“什么都不信”的大批人，他们对于新信仰，就像对旧信仰一样，仅仅是一知半解。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的厌世情绪、对他人的冷漠自私、对金钱的热衷，是多么的违背教义，而且丝毫不因博爱的光照而减损。我们指责长辈盲从而且言行不一，但我们自己不盲从？不口是心非吗？我们不想对原有的信仰五体投地，就是为了对新信仰五体投地，而且照旧稀里糊涂地深信不移。实际上，这仍是人类精神的触目惊心的堕落——我们竟能在对一件事情尚未清楚了解的情况下，去坚定不移地信仰它，或者激烈地批判它。
的确，宗教在文明史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圣经文化几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并且养育了不计其数的科学巨人和文化前驱，比如牛顿和托尔斯泰，他们活着的时候向一切未知事物和人类积习发出妄自尊大的挑战，然而宗教信仰却使他们对于神秘天宇和生灵万物始终怀有深情。今天，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漫步在一些世界大城，我们依旧会发现许多商店在星期天歇业，我们还知道北京饭店和大多数海外饭店一样，没有第十三层，这些经济上的和生活上的传统和习俗，都是来自于宗教的故事。翻开《圣经》，无论是身心上，还是艺术上，我们都会被这本抒写给人民的通俗读物所吸引。走进教堂，我们会因为感到身体渺小而认为自己在人世间的烦忧也是微不足道的，而唱诗班肃然的歌声，高远宁和，放松了我们疲惫的筋骨，给我们以心灵上的慰藉。前辈们曾说，教堂、佛寺、道观里到处是外国特务，但我们从未撞见，相反倒是发现一些管理员凶神恶煞，显然是具有特殊背景。我们察觉出这个社会的虚弱，它已经不起别的东西与之共存，只得编造出各种荒唐的谣言。
不过，宗教的确有过暗无天日的年代。我们不会不记得，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生前他却始终不敢公布它。布鲁诺更进一步，说“太阳也不是中心”，这使他化为灰烬。还有伽利略，一个用天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天体构造的人，当他必须面对妄想出来的原始教义时，心中曾充满什么样的鄙夷，但他不得不低头认罪，宣布自己是错的。此外，一次次血腥的宗教冲突、沾染着鲜血的宗教改革、以上帝的名义草菅人命，涂炭生灵，对于我们对宗教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这是一种讽刺。在《安多克勒斯和狮子》中，萧伯纳提醒我们说：“危及我们社会的，并不是不信，而是信仰。”当我们草草选上了一种思想。并且毫不怀疑虑地坚持它，那么无论它本身是优是劣，却都是危险的。越死心踏地地坚持，危险系数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