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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二十岁，谈“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都太早。我们应该多看一些事情。提早为撼动一个信仰去求助另一个，并为捍卫新的而拒斥研究其他的，只能减少我们的客观精神。
我们无权三言两语对宗教和信仰说出个究竟，但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持续多年的宗教热，就像大规模的气功热一样，除了延年益寿的幻想之外，却显露了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被认为除了另寻他路之外，无从解决，别无他途。为了摆脱坏死的情绪和萎磨不振的精神，人们在寻找寄托。而“宗教信仰……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刘”（歌德语），也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语），于是人们选择了宗教，让它给自己慰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要想扼制宗教热升温，消除“现实苦难”、冷漠、萎靡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宗教热是一个警钟。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绝不背离这个世界（1）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在我们刚刚脱离母体时，世界一片漆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分钟，我们就为丧失母腹的苦痛感到过不适，我们伤心地哭了一场，渐渐睡去。我们静静地躺在世界的摇篮边，在两三天的睡梦里，走过了祖先二三百万年所走过的漫漫长路，获得了基本的人的天性。我们自然地掌握了行走和语言。从两岁到七岁，我们在双亲膝下，感受着世界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温暖。”我们通过学校，走进社区的一小部分生活。那时，我们受过一两次欺辱，至今还记在心底，并认为它在我们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我们也同样伤害过别人。不过，那时我们认定世界很有可能比这些小小的不适要欢乐。青春期过后，我们感受到了前面谈过的所有不祥。自身、人性、社会的不足，让我们十分伤心。但此时，我们仍然认为世界是悲喜交错的，一方面我们热烈议论着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完全可以改观，变成一个无瑕的天地。
但是二十岁时，我们终于清晰地悟彻，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将是万古长存的状态，于是，失望惊哭、颓废消沉、隐居、发疯、自杀，接踵而来。我们忍受不了误解、歧视、有意的迫害、污辱、失恋、长时间没有理想的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折磨——世界的丑恶。
自从第一批生命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瘟疫、压迫、战争就跳出胚胎，一刻不停地追逐着生灵。后来，人们发明了医学、政治、谈判手段，用以尽量减少那些灾难。可是，当仲由长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那一度怃然自信孔丘先生最终败下阵来，没能见到他的仁与爱的“大道之行”。当李耳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一变成为庄周的彻底逍遥，当屈原投江弃世，当陶潜不经意地漫步在田园小径，写下几首“采菊东篱下”，当铁血理性的法家，从商鞅发展到韩非，当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了第一位皇帝的身心，第一次满足了以暴力行为消灭无政府状态的冲动时，东方的弱点大局已定，就此形成。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历史同样没能免于思想和情感在权力和武器面前的退却。亚里士多德出色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铁蹄溅血欧亚非之后，顺路探望了那位趴在路边狗一样晒着太阳的犬儒大师。那一刻，这位毕生致力于血腥功名的君王，竟对人本生活产生了渴望，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情愿是这位第欧根尼。”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的老师，就是那位被类似于中国法家的新兴奴隶主们定罪为“毒害青年”因而从容饮鸩赴死的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居高临下的讽刺：“你的肮脏是自我陶醉，你的自我陶醉是肮脏的！”在他看来，这种脱离社会结构的抗议，孕育着背离世界的萌芽。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文明被弘扬，一举摧毁了从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含情脉脉的小市民、许许多多乐善好施的人民、高尚激扬的古代骑士以及向风车挑战的人，化为文化遗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随后，他一直呼唤的“超人”们，把二十世纪变成了最辉煌（技术进步超过了以往社会的总和）和最血腥（其间150多次战争中，阵亡了1。2亿人民，是从前诸世纪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的年代。
今天，科学技术也引来了灾难。科学一方面为现存的人们尽可能多地提供着舒适豪华，而另一方面，它上天掘地、填海夷山、截水断林，为保证最佳的舒适豪华而攫取一切一次性的宝藏资源。在提高了当代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它急剧缩短着整个人类的寿命。遗憾的是，我们并不因为环境的改善而感到舒适豪华，反而像“托克维尔效应”阐述的那样，变得更加敏感和不耐烦，要求更高的舒适豪华。在这个普遍陷于电脑程序和金属铜臭气息的世界里，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质朴如初、千年幸福的幻境。人们只是刹那间享用着用钱买来的快乐，灵魂却依旧没有着落。他们穿着华丽的衣着，精神却是裸体的。
这就是世界，我们已居住了二十年的不完美的世界。
一九九一年元月四日，母亲从编辑室回来，带回一个消息和一封来自香港何小姐的便笺。消息是：“三毛自缢了。”那位写过《撒哈拉的故事》和《我爱我的荷西》的女人，离开了世界。便笺是寄给我的，里面夹着一只可爱的书签，下面印着两句圣经箴言：“忍耐胜过威力，自制强如夺城。”在便笺背面，何小姐以清秀的字体，抄录席慕蓉的《尘缘》短诗，用以相勉：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
希求 快乐忧伤啊！
是我的担子我都
想承受。
我喝了口咖啡，又想起蒙田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我走访过许多酗酒的人们，他们多数认为烂醉如泥，比清醒时痛快。他们呕吐，闭紧双眼，丢开心灵，为了躲避无法化解的愁绪，寻求眼前的痛快，甘愿缩短整个人生。我也走访过精神病人，也许精神分裂症是上苍对不堪忍受现实压力的人的一种宽容，他们不再需要清醒地看世界了。还有一些人退避回自己温暖的小家，另一些人走向教堂和遥远的村野。而许许多多三毛忠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选择了自己的死期和死法，仿佛这个尘世怎么也不能使他们留恋。
同时，我还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举杯，为点缀在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而庆贺，酒不过只是欢愉气氛的陪衬；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弱点，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他们拼命锻炼体魄，强健精神，作好了迎接灾难性事实的准备；他们走在世界的大街小巷，尽其能力，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变得尽量美好；他们也去教堂，观望一番天国的庄严和世间尚存的爱；他们造访大自然，以企求自然的风和自由的生命力；另外一些人在走上楼顶，系好绳结，走向铁轨的最后一刹那，决定活下去，以另一种坦然，洒脱地放眼世界，而不背离它。
是的，当我们发现世界无意义的时候，正是无意义的世界需求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们除了是飞行员、化学家、经理秘书、挡车工，还是大自然和父母的子女，是诗人，是广阔的海洋和每一次回归的气流。一方面，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活在游戏规则中，并激烈地抨击它不公平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是自然人，内心里充满着田园风和牧童笛声。我们唱着：“三在六十五里路呦，越过春夏秋冬……”听着歌德著名的绝笔下，浮士德在如何咏唱——
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
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们就会像这位倒在砂地上的老人一样，望着一生走过的漫漫长路以及自己在路边种下花朵，抱着高度幸福的预感，带着对于尘世生涯的美好记忆，欢乐地开始长眠。而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要不停地多种一些花朵，怀有一种坦然，绝不轻易地背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带着达观大认识，终结二十岁的年华，直至走完最后的长路。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绝不背离这个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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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说：“最致命的痛苦，在于为成为自己而奋斗。”
二十岁之前，我们曾遭遇到的恐慌感、现实感、责任感、极端化、矛盾化以及十大问题，它们纵横交织，凝就了一个中心冲突。那就是，我们想要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但现实世界却阻碍着我们，想把我们变成另外一种人。在这个残忍的冲突中，我们在现实的胁迫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违背公众利益的那部分恶劣天性，同时，我们又激烈地抗争着，要把自己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