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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怀疑情绪应该是一个短期状态。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用审慎的头脑得出结论。发现它错了，马上进入批判状态，以寻求答案，去建设或重建。发现它是正确的，那么就支持它。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长期生活在对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状态下，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送进医院。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经过怀疑而不断得到充实的确定性，而且踏着一个个确定性向前走，去观察新的事物。
敢怀疑未必是真的会观察，也不能保证观察得正确。但不敢怀疑，则肯定不会观察，并且肯定得不到真理。观察，离不开怀疑的态度和客观的眼睛。在采访盲人文学家海伦·凯勒时，记者问她：“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眼睛？”海伦·凯勒回答说：“不，不是，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一个善于提问题而又有眼有珠的人，会懂得如何留意和发现，对于世界、事业、个人行为，他都有着恰当的态度。许多人举止不当，如，露骨地表现自己，或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都与他们从未冷静地进行观察或观察结论错误有关，他们之所以那样作，是认为别人会羡慕自己，根本不知道那是在招人骂。
理论上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应该是缄口观察、在学业上和工作上默默钻研的年代。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作。我们有了最初的一点点浅得不能再浅的社会阅历，便自信可以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凭借已知的几条定理和几个不甚准确的事实，我们就想确立起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测，并几次想宣布说，自己已有了可以与名家抗衡的理论体系。于是，我们大张着嘴，无休止地争论，认为什么都不合理，都值得怀疑，并能举出几条数据去证明自己。
那时，我们尽情地希望赶快证实自己的看法正确，因此，盲动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和观察的领域，而是整个青春都处在盲动之中。不过，盲动却是探索的前兆。这种探索，尽管在没有发育成熟的观察力和知识结构的指引下，常常显得出格，但它对我们的一生来说，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我们怀疑吸烟禁忌的说教，抓起一支烟，放在嘴里，尝试性地点着了火。比起那些一辈子没敢触动烟盒的人，我们多了一份洒脱。在得到了这份坦然之后，我们或者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扔掉了后半支烟，或者干脆上了瘾。我们尝试着证明自己的海量，一连喝下三瓶啤酒，并学着在酒杯前刁难别人，以展示自己像个爷们儿。女孩子在场，我们会愈演愈烈。
那个时期，我们与父母走得更远，初步开始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男孩子们否定、挖苦、摇撼着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成年人的人生。所有少年时不许作的，现在都要一一尝试。多数人二十二岁以前，已经有了性尝试。在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中，爱情因素只在男孩子心中占据着一点点地位，我们多半只是为了尝试，认为自己该有最终得到那部分神秘经验的权利了。就像罗素在《婚姻革命》中指出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采取了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
可是，假如我们始终在这些非实质性的自我证明中沉溺不前，我们将溺死在烟瘾、酗酒、泛性乐趣之中，永远跨越不了成熟的门槛，最多不过是抓到几张成年人的标签。当一支瘦得可怜的手，拿起粗大的雪茄，当我们在酒桌上没有学会风雅随意的原则，而是像野蛮人那样醉心把人灌倒，当我们把伟大的情感扔到床下而单单体验床上的迷醉，我们还是没能最终长大。这时，我们需要审视怀疑自己，需要使自己的胳膊粗壮一些，去健身房，需要找到交际之中相悦的轻松方式，把民族习俗中的陋习扔掉。当我们寻找可心的姑娘，如果我们真的熟透了，就会赞同卢梭的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观的享受，主要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
在这个时期，女孩子显得心事忡忡，小心翼翼。对于人生、爱情、性、社会的认识，女孩子一般不是源自尝试。女性的生活意识多半自发于内心深处，这是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她们是先验的，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偷偷看几本相关的书，听几句过来人的话，再多作几个浪漫的梦，就可以在一般意义的生存智性上，超过同龄的男孩子。这时，除去一部分天性泼辣者之外，大多数女孩子都是通过学习温存待人、谨慎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改善服饰和化妆，以此来展示自己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另外，结伴赴约、去公共场所、舞会，是她们普遍期望的尝试，幻想突然而至的爱情，则是每一个少女的美梦。
女孩子更多的不是怀疑什么，而是无边无际的期待。她们怀着一丝惊疑和难于割舍的好奇心，迎接来临的事物——第一张邀请赴约的长信、第一朵传递相思的礼品花、第一个吻、甚至其他，她们被动地尝试着那些主动到达她们身边的事物。女孩子渐渐从社会中失去中心地位并且时常显得忧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女人不及男人”的文化熏陶在其童年埋下恶果，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酵了。特别是当她们在恋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作她们丈夫的人时，她们便毫无惋惜地终结了一生的尝试，成为一个专司丈夫的女人。如果不能在开始人生的前夜，铲除这些恶果，女性就有可能一代一代成为社会的附流，最多只能在家庭中以管教丈夫和子女的乖张暴戾，来宣泄自己的不平。
我们说，十年青春中最大的敌人，恐怕要算是屈服于工作的不理想状态。在二十岁的前三年里，尽管我们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说教，怀疑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但是敢于向自己工作条件挑战的人却少得可怜。除了抱怨头头不行之外，很少有人想到去尝试一下被提拔的乐趣。或许我们走进社会时地位太低，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蓝图和合理化提案，我们都无从使长者和官僚们看上一眼，甚至无法交给他们。但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足球场上为争夺一个射门机会摔倒二十次，为博得一个男孩子的好感而无数次地默默改变自己以取悦于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劲头，失败一千次，调整自己一千次，去争取一项更适合于自己的任务和职位呢？
日本人在职时都有一个信念：“忠于公司，渴望提拔。”当然，中国人的性格中存有太多的阻碍英雄出头的症结，那种“木桶理论”（构成木桶的那些竖板中最糟糕最短的一块，决定着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使家庭质量将就于夫妻间水准较低的一个，而且使整个民族都习惯于把出色的人拉回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程度，以此来告慰于自己的嫉妒和敌意。我们已习惯了指责杰出的人脱离群众，而对群众脱离英雄，被远远地落下，却并不担忧。我们要求杰出者屈就，拍一些水平低到每一个群众都能看懂的电影，但从没有强迫群众使其欣赏水准提高，以求得看得懂杰出者最高水平的杰作。这种严重的社会弊病，一方面不太允许杰出产生，另一方面不允许杰出者向要职进军，不允许“渴望提拔”，以致于常常将这种升迁尝试，推向卑鄙和阴谋的一端。
可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众矢之的的女孩子时，在挽起她的手臂时，我们是否在意过世俗的眼光、情敌的嫉妒、不择手段的挑动以及许许多多不测的凶险？如果没有，让我们持有同样的勇气，为在事业上争夺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一刻不停地劳动吧。
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严歌苓说：“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作一个平凡的人。”是的，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作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提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以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的奔走中，发现自己的无限能量。一切新鲜而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寻找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想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二十岁开始，就作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十九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的实力，就是厄运缠身，英年早逝。实际上，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的。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坏牌不一定输（1）
坏牌不一定输
☆ 修正理想观：
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语文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低能而担忧，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