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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么大的人，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吗？”黄突然问。
“你们想说话，对古往今来的事情都要评价。我们只是在听，有时候笑一下，好像有点疲倦，也可能是学会了容忍。”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但却没有得到认同。这太好理解了，因为十六岁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年龄。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而一切原本就应该如此。
你无法清楚地知道，前辈心中沉淀着怎样的沧桑。实际上，在父母孕育你的生命时，中国社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颤巍巍第一次触到录音机的按键，那感觉，就像是古时候的乞丐摸到了皇上的衣袖。那时，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被迫低下头去，保持沉默。那个年代，着实荒唐，居然所有的杂志都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同一个问题——艺术作品能不能描写爱情！在你的脑海里充满着罗大佑、谭咏麟、张学友、王靖雯、朱哲琴的时候，你注定无法想象，就在二十年前，李谷一曾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位名叫周荫昌的专家，竟把自己的讲座制成录音带，告诫青少年说：“港台歌曲是黄色的糜糜之音！”在整个八十年代，邓丽君的名字十分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北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这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深埋在长辈心中，一经提起，往事如云。当他们在现实世界生活时，往昔一直是他们抹不去的记忆。对他们来说，崔健完全是一种陌生而又别开生面的歌喉，他用“这世界变化快”描述了八十年代。
然而你，十六岁的新人，从你记事起，组合音响就在你的沙发旁大声喧嚣着。你有幸乘坐叔父的本田车，不到两个小时，便以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完成了从天津到北京的全程奔跑。于是，你对着京津高速公路说：“世界真小。”在餐桌旁，母亲请来的那位历史学者让你看不顺眼，不知道他何以那样自得，于是你会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只想知道你赚没赚到钱？”母亲立刻现出窘态，客人也为此感到尴尬。但你却踌躇满志，自认为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没有错，并且强调说，世界本该如此。
你哪里知道，金钱也只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显得如此重要。在这个日趋享乐的现实社会中，前辈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亲情越来越廉价，人情费却越来越高。他们曾在漫长的年代里与世隔绝，故步自封，过着平均主义的日子，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真正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但他们的舞台被动而狭小，历史留给他们修改错误、建设图强、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短促。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天才。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不过，你却无从比较，生下来就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长辈们经历过的那些动荡，在你记事之前业已完成，人们已从集体主义走向各行其是。你比旧时代更自由，更不容易满足，并且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肯定个人之间的爱情。
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读金庸的《侠客行》，看数字视盘，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游戏。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十七岁的南方少年，他已读完高中，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知道当时的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究竟是万里，还是李鹏。起初，我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后来当我们作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方面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天才般的精打细算、适度的慷慨，渐渐感染了我的心。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青春的敌人》 序自行其是
对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嘲弄或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家长纷纷忧心忡忡。我的确也认为，这些越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富裕病，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又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所以，共和党人与其只是哀叹世道不古，还不如去设法理解它。
尼克松说这段时，美国的成年人正隔着大代沟，俯视着新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那时，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烈的精神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痛苦的记忆、共产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动荡不安、铜臭味在人们心灵中飘荡——于是，“垮掉的一代”应允而生，美国社会发生了剧变。面对一九六四年美国各大学的第一次暴乱、性解放的过头、毒品的迅速蔓延，美国长者无不觉得新一代染上了世界末日的气息。那情景，与今天中国的恐慌十分相似。然而，让我们抬眼看一下，今天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大亨、市政厅里的要员、机场候机楼里的外交家，哪个不是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走来。他们的头上没有圣人的光环，却分明带着世界的朝气。
这是一个提示：未来不会在新生代手中丢失。
在走访了形形色色的十六岁人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十六岁看不起周遭，但又被周遭所吸引，努力抵制着世界，同时又在适应它。就在这种抵触和适应的矛盾中，内心冲突和精神压力产生了。十六岁的人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妨碍了行动自由、理想的实施、个性发展、含蓄而沸腾的初恋，因此是一切烦恼之源。
此时，你向少年时代不停地挥着手，转身靠近青春的门槛，但迎面扑来的风却令你窒息。你的父母变得更加鸹噪，每天都要唠叨你，为此你几次想到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你珍视与父母不一样的东西，为之不懈抗争，以争取它的合法存在。于是，你第一次伸展腰肢，试着与父母唱对台戏，并把一切叫倒好的观众，视为青春时代的第一批敌人。
在很多宽容或溺爱的家庭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到舒心或无所顾忌。在另外一些家庭，情况却不是如此。你必须不停地以各种方式警告父母：“时间到了！”“我要自己下地了！”但他们既不像那些无知的父母疏懒于管教子女，又没有西洋家庭中那种脉脉含情的从容。他们依然报着包办带管之爱，紧盯着你，企图拆看你的信件，得到你的日记。但你珍视自己的隐私权，甚至恨不得如法炮制，也拆开母亲的几封信，然后告诉她：“请记住您现在的愤怒，这和我的愤怒没什么两样！”的确，隐私权，成长的标志。一个女孩子可以因为自己的日记本被好朋友不经意地翻看而痛哭失声。十六岁，心灵在日渐丰满，你开始把自己迷乱的星空、羞于启齿的冲动、不着边际的向往、对周围人的怒气，统统记录下来。恐怕直到大学毕业，日记将是你最好的、悉知你一切秘密的伙伴。
你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父母也不打算把上大学对于中年生活的益处，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说给你听，或许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读书的真正好处，只是想以父母的名义胁迫你放弃别的兴趣。你哪里知道，你的父母都曾参加过或听说过七十年代末的那几次高考，被吓怕了。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但全部高校只能从其中招收27。3万名学生。一九七八年夏天，1160万人挤进考场，但录取名额仅有50万。直至80年代，高考始终是激烈竞争的代名词。我的一位北大同窗回忆说，十六岁那年她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妈妈劈手夺走她的《悲惨世界》，转身投入火中。理由是，两年后她要参加高考，因此她必须把全部心思，铺在早已烂熟于心的数理化课本上。此外，她家在青岛农村，高考是改变农民身份的唯一办法，必须全力以赴。实际上，今天的高考只是在应届毕业生中进行，本来你可以轻松地对付它。只因为父母过分地要求你把一切精力献给它，你才变得如此讨厌它，讨厌一切考试和读书。在很长一段时光中，你是靠沉默不语的赌气，打发掉了饭桌上的时间。
不过，这是美丽的16岁，无数新奇而神秘未知的幻境夜夜集临。一种晶亮的情愫在身体里涌动，就连肌肤与衣服的轻微摩擦，也会带给你某种震颤。有种似曾相识的情绪使你坐卧不宁，念不下书。你总像是企盼着什么人的出现，只要那个人与你不期而遇，你就会凭空增添出喜悦，觉得充溢在胸中的全部都是明媚的阳光。你也会发现，许多男生每逢从眼缝里瞥见女生来了，便会拼杀得更勇，施展出全部球技，而十六岁的女孩子已学会含情脉脉，用眼波传达声音。那时，最淘气的同学天天宣布着“午间新闻”：李在食堂替梅买饭了，陈总是借赵的小说，周最爱给王讲题，林在生物课上一共看了阎27眼……在这种新闻的包围下，你的目光瞟来瞟去，最终落在了最能吸引你的那个人身上。为此，你写下了无数封从未发出的长信。由于你一段时间内神情恍惚，你的父母确信这是“早恋”，于是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社会舆论，再也没有放过你。直到你捂着伤口，痛苦地退却。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在北京农业大学见到一位十四岁的少女。她漂�